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于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個人資料簡介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后游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后，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后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于《杜工部集》。大歷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世尊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人物經歷
杜甫（712－770）：唐詩人。字子美，詩中嘗自稱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市西南）人，自其曾祖時遷居鞏縣（今屬河南），是晉朝名將杜預之后，杜審言（初唐著名詩人）之孫。自幼好學，知識淵博，頗有政治抱負。開元后期，舉進士不第，漫游各地。30歲時回到洛陽，筑室偃師，在那里結婚。天寶三載（744年）也就是杜甫33歲時在洛陽與李白相識，當時李白剛剛被“賜金放還”，二人同游梁、宋，建立了千古傳頌的友誼。天寶五年（746年）是杜甫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他參加了由李林甫操縱的一次考試，落入騙局。其后寓居長安近十年，幾次干謁汲引，但都落空。可以說長安十年，使杜甫歷盡艱辛。但恰恰如此，使杜甫看到了生民的疾苦，國家的安危，對當時的黑暗政治也有了較深的認識。及安史之亂起，杜甫落入叛軍手中，被押解到長安，后逃至鳳翔，謁見肅宗，官左拾遺。長安收復后，隨肅宗還京，又因疏救房琯，貶為為華州司功參軍（758年）。不久棄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稱浣花草堂。杜甫在成都有一段時間生活相對安定。一度在劍南兵馬使嚴武幕中任參謀。后因劍南兵馬使反，成都混亂，晚年攜家出蜀，住梓州，來往旁縣，大力五年（770年）病死自潭州赴岳州途中。一說飫死耒陽。
詩歌特點
杜甫一生寫下了一千多首詩，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別》、《兵車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麗人行》、《春望》等。杜甫詩充分表達了他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尖銳對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千古不朽的詩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所銘記。“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這是杜甫對祖國無比熱愛的充分展示，這一點使他的詩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這種愛國熱枕，在《春望》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現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別》中，對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愛國精神的歌頌，更把他那顆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展現在讀者面前。出自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統治階級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禍國殃民的罪行，必然懷有強烈的憎恨。這一點在不朽的名篇《兵車行》、《麗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一個偉大愛國者的憂國憂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現。杜甫的一些詠物、寫景的詩，甚至那些有關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詩中，也無不滲透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感情。總之，杜甫的詩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藝術記錄。杜甫以積極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實、深刻地反映了極為廣泛的社會現實，無論在怎樣一種險惡的形勢下，他都沒有失去信心，在我國悠久的文學史上，杜甫詩歌的認識作用、借鑒作用、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都是難以企及的。杜詩最大的藝術特色是，詩人常將自己的主觀感受隱藏在客觀的描寫中，讓事物自身去打動讀者。例如《麗人行》中，詩人并沒有直接去斥責楊氏兄妹的荒淫，然而從對他們服飾、飲食等方面的具體描述中，作者的愛憎態度已顯露無遺。杜詩語言平易樸素、通俗、寫實，但卻極見功力。他還常用人物獨白和俗語來突出人物性格的個性化。在刻畫人物時，特別善于抓住細節的描寫，如《北征》中關于妻子兒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詩風多變，但總體來看，可以概括為沉郁頓挫。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蘊蓄，頓挫則是指感情的抑揚曲折，語氣、音節的跌宕搖曳。所有這一切，確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史上至高無上的“詩圣”的地位。
第一，杜甫善于對現實生活作高度的藝術概括。
這種概括主要通過兩種藝術手段進行操作。其一是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事物，通過客觀的描寫，把復雜的社會現象集中在一兩句詩里，從而揭示它的本質。比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把尖銳的階級矛盾集中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十個字里，使人觸目驚心。其二是通過人物的對話，對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紹。比如《兵車行》這首詩是通過一個行人的話廣泛地介紹了兵役的繁重、戰爭的艱苦，以及人民反對開邊的情緒。《石壕吏》是通過老嫗的一番話，介紹了這一個家庭的遭遇，同時也概括了千萬個家庭。杜詩的現實主義，并不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雖然也寫了不少人，但這些人并不是作為具有個性的典型而出現的。他的現實主義的特點在于從現實生活中選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寫，通過這樣的描寫，去揭示現實生活的本質。
第二，雄渾壯闊的藝術境界和細致入微的表現手法。
藝術境界是雄渾壯闊的，但是表現手法卻是細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愛國愛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識，以及豐富的生活經驗，所以他的詩歌境界是雄渾壯闊的。可是這種雄渾壯闊的境界往往是通過刻畫眼前具體細致的景物和表現內心情感的細微波動來達到的。李白和杜甫，他們的藝術境界都是很壯闊的，可是達到這樣一種壯闊境界的途徑卻不同。李白是運用風馳電掣、大刀闊斧的手法來達到的，而杜甫卻是以體貼入微，精雕細刻，即小見大，以近求遠的方法來實現的。杜甫的詩就像是“潤物細無聲”的輕風細雨，不知不覺地滲透了讀者的心靈，讓人容易親近。比如“三吏”、“三別”，杜甫具體細致地寫出這場戰亂的各個方面，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具體反映了這場戰亂帶給國家和人民深重的災難。同樣是寫安史之亂，李白的寫法是從大處落墨。他的《古風》第十九首，先寫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從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間，接著有幾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亂以后的政治局面——“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而杜甫筆下的安史軍隊是：“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通過一支沾滿鮮血的箭，具體地形象地反映了國家人民深重的災難。通過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得看出，杜甫是以體物察情的細微而見長的。杜甫不只是細致入微，他還能夠通過入微的刻畫達到雄渾壯闊的境界，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現實主義詩人的地方。杜甫還有許多詩是把重大的社會政治內容和生活中的一個側面的剖析穿插起來，運用這些細節去表現重大的主題。比如他的《春望》這首五言律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第三，杜詩的語言藝術。
杜詩在語言藝術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語言經過千錘百煉，用他自己的話說，“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喜歡佳句，所以他的語言一定要得到那種驚人的效果，如果達不到這種效果，那么就要繼續地反復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說：“新詩改罷自長吟，頗學陰何苦用心。”“陰”是陰鏗，“何”是何遜，這是南朝的兩個詩人。杜甫寫詩總是不斷地在修改，改了以后還要不斷地吟誦，在吟誦的過程中再繼續地修改。從而形成了蒼勁，凝練的主要特色。第四，杜甫詩歌眾體兼長。從詩歌的體裁方面來看，杜甫是眾體兼長的一個詩人，五言、七言、古體、律詩、絕句，他都能夠運用自如，尤其是古體和律體，杜甫寫得非常好。他常常運用這種體裁將敘事、抒情、議論三者融合在一起。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貢獻特別卓著。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頌德或者是應酬之作。杜甫不僅用七律來描繪自然的風景，或者用來贈答酬唱，而且用七律這種形式表現政治內容，感嘆時事，批評政治，抒發他的憂國憂民的思想。在藝術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麗、典雅，杜甫則創造出沉雄悲壯，慷慨激昂的風格，把七律的創作推向了高潮。
四大時期
開元19（時20歲）年始漫游吳越，5年之后歸洛陽應舉，不第。再漫游齊趙。以后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讀書和漫游時期
（三十五歲以前）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疏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
西南飄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