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序文可分為三大段：第一段序韓子師走之由，只用了一小自然段；第二段卻用了四個自然段來寫韓走時的情景；第三段仍然只用了一小自然段，是由此而生發的感慨。盡管格式上非常合乎序文的體裁，然而他寫來卻不落俗套。短短的三百來字，寫得精光照人，使人讀后，四顧躊躇，百感交集。

　　作者在第一大段里，把被序者的官職、姓氏、作官的地方以及時間，甚至被劾而去的“八個字的由頭”，僅用22個字交待得清清楚楚，沒有一個閑字，也無法容納帶感情的字眼，幾乎是一板一眼的官樣文章。無任何修飾，看似與藝術絕緣，但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他讓這不動聲色的刻板文字，為下面表達自己強烈的感情作了極好的鋪墊。于密不容針處，卻又做到了寬能走馬，顯示了作者的巨大文字才能。這里“八個字的由頭”是重筆，因為韓子師是因此而去的，沒有了它就沒有了這一篇序。他之所以要有意地挑出這“八個字的由頭”，正如梟首示眾那樣，為的就是要通過這大量的事實，讓大家看清這個封建制度貌似威嚴公正的面孔，是何等的卑怯虛偽，從而賦予以正義的鞭撻。字面上絲毫不露感情的色彩，然而骨子里卻充斥著強烈的憤慨。比較起來，波瀾壯闊雖說壯觀，然而這不動聲色的旋流，卻似乎更動人心魄。

　　第二大段用了四個自然段來充分的展現矛盾，詳細地寫出了韓子師走時三天的情況，針對那八個字的由頭，寫出了大量的真實地表達人民感情的細節。在短短的不到280個字中，他寫下了人民對韓子師愛慕之情的20多種行動，諸如遮門的、持牒的、直前不顧的、擁車的、冒禁行城上的、拜且泣的、鎖其喉以自誓的、羅于馬前的、感其抆淚的、柴其關如不聞的、奪車的、抬轎的、燃火的、于風雪中圍守的、挾舟上訪的、擁舟不去的、使溪流都阻斷了的、且卻且前的、要公緩行的、責誚怒罵的……這樣糟雜而亂哄哄的場面，他舉重若輕，文字不僅精煉，而且每一個細節，都不忘抓住其中又特別動人的精彩部分突出出來，使形象更為生動。“頃刻合數千人”，可以想象那傾城空巷、人涌如潮的盛況；“輒直前不顧”，簡直堅決到放蠻了；“道中至不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累累不絕”，“累累”非常形象，不僅平地無可頓足，而且從城墻根一直到城墻上，順著坡都站滿了人，“累累”地好像疊著似的；“不絕”，過也過不盡，這里剛被擠走，那里馬上又有人補上來了。平面的、立體的、流動的，場面十分壯觀。著一“禁”字，則不僅寫出了人民，連官兵也寫了進去。之所以允許冒禁，固然寫出了人之多，擠的，但也是官兵們也因同情而有意的放縱。可見軍民人等，都是一個心眼，要留住好官。一筆渲染，兩層著色。其中特別突出人民過火的行為以強調情感之強烈，如：“輒直前不顧”、“冒禁”、“柴其關如不耳”、“奪剌史車”、“圍守之”、“擁之不置”，這還不算，最后因放韓公走了而人民之間竟至“責誚怒罵，不啻仇敵”。則人民的感情，可以說是達到了瘋狂的程度；甚至就是連他們要挽留的剌史的話也不聽，反而要強制起剌史來了。作家就是這樣用大量的事實來回答皇帝在詔書中所說的“恣行酷政，民冤無告”。他不需要什么樣的辯白，沒有什么樣的語言能比得上這些事實對于無恥的誣罔揭露得更為深刻。劉熙載說得好：“語少意密，顯言直言所難盡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實，是何神境。”（《藝概》卷一第4頁）陳亮就是這樣巧妙地歌頌了一位為人民所熱愛的好官而揭露了朝政的黑暗腐敗。這不僅需要技巧，更需要膽量。

　　更妙的是作者始終裝糊涂，文章直到了這里，這兩段還是各打各的官司，他仿佛搞不清到底是第一段說的“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對，還是這些“民”在這里的表現對。他甚至到了文章的結尾，都還在糊涂著：“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而讓奇峰之根，始終隱于霧的境界里。

　　結尾用了41個字，且全部都是苦于難得糊涂之語，而以一個大大的問號來結束他在這兒提出的矛盾。這就會使得一切讀到它的人都會在它的面前思考。當然，他這兒說的“尊”，在文章中是虛的，甚至無妨說是有點諷剌的意味，之所以有意抬高，無非是為的使它跌得更重。而他所說的“信”則是實的，所以他在這兒的矛盾也好，苦惱也好，大大的問號也好，在作者實際上是都已“信”而解決了的，這就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種喜怒笑罵以戲弄當權者的味道，于是，文章的戰斗性反倒因這種糊涂而增強了。

　　這篇文章有許多地方非常精妙。開頭有如奇峰拔地而起，令人仰面驚訝不得。中間卻紆行膠著，重彩涂抹，首尾幾乎不用一個形容詞，慳吝至極；而在腹部卻用墨如潑，無所吝惜。而最后收束得極其峻峭，然而讀來卻又搖曳生姿，令人回味不已。這篇文章簡潔自不必說了，但這簡潔本身作為一種藝術表現手法，卻大有講究。

　　首先，簡潔是諷刺與幽默的形式。諷刺與幽默是不允許饒舌的。它的味道，正在于如空空兒之一擊即逝，決不作潑皮式的糾纏。

　　其次，唯其重在一擊即逝，所以它又特別要講究蓄勢遠引，故中間要豐滿，如刀之有背，椎之有柄，這才使之沖刺得力，而在一擊之后，卻又給人以回味。他這里一口氣寫下了二十馀種眾生色相，可謂異彩紛呈，淋漓盡致。所以結尾即令出之以糊涂，其勢依然有不可擋之銳勢，人不思痛，也不得不痛了。足見細節的繁，又是簡潔的生命。

　　第三，繁必以精。文章通體是簡潔的，則作為生命的細節之繁，就不能是蕪穢雜呈，而要出之以精粹。不然，則所謂之生命也者，就不過是傻女呆漢而已。

　　第四，文字愈短，愈要注意波瀾。時間上，他從去之日、至明日、至日且暮、至又明日；空間上，由府而出府、而車、而舁、而精舍、而船、而馬；最后以同一愛之不同表現的憨厚與暴燥矛盾收場，時空不斷變化，層層推進，一層深進一層，使文章的氣勢蓄得勁頭十足，然后逼出“疾馳徑去”，一瀉千里，非常有章法。

　　最后，簡潔的小文，正不妨如唐人絕句，將文章結得縵回有致，委宛含蓄，以不盡盡之，給人以思索的余地；這就是為什么簡潔而不至枯澀的道理。

　　這是就文章本身來分析的，陳亮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當然不會先安排好格架，然后去充填文字。恐怕倒是一氣呵成，不知其然而然。古話說大匠能示人以規矩，不能示人以巧。學到了規矩，也只能算是“匠”，而“巧”才是藝術。陳亮這篇文章之所以寫得像匕首，如此凝煉，鋒茫逼射，是客觀的政治條件促成的。正如水晶是壓力的結果，精鋼是錘與火的結果一樣。對好友如此遭遇，他感到了極大的不平，胸中有一團烈火要噴發，然而政治的壓力又是那樣巨大。當群眾呈辭時，攝郡事那“振手”即搖擺著雙手的恐懼樣子，他迫于群眾的壓力，不得不收下了狀子，卻依然“不敢以聞”時的恐怖心理，都形象地表達了韓子師之走，那背后的政治壓力是巨大的，是以陳亮也不便直說。火不能爆發，只有轉向內煎，外界的壓力與內心的怒火相交，遂形成了這樣如同匕首的冷然之精英。它之如此委宛含蓄，恐怕主要是出之于不得已。可見“巧”的成因，是感情的濃郁，而又限制其自由發泄的結果，自然，這也有賴于文字技巧的嫻熟。陳亮的這篇文章之所以動人，正是由于他在這樣的壓力面前，仍然與人民一道，站在正義的這一邊，有了真情實感，是以文章才能寫得如此的氣勢磅礴，光彩照人。

　　可見所謂文學，歸根到底，感情是重要的。有了崇高美好的感情，按照自己的感情所認為的最美的心意去著意地在一個“當”字上下功夫，錘煉而出之，就會如蘇東坡說的“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流水行云，自然超妙，這就得到了巧了。此時縱無章法，而章法已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