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思想

　　陳寶琛在中法戰爭之前于光緒八年（1882年）四月初十日上書的《陳越南兵事折》中首次公開表述他對“越南問題”的看法。他說，越南之于滇粵，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越南一旦淪為法國的殖民地，那么中國西南邊疆“滇粵水陸處處逼于他族”。他還認為，法國控制了越南以后，緊接著就會與中國“爭隙地、責逃人、廓商岸”。且法國“志在蠶食”、“求取無厭”。陳寶琛已預見到了法國遲早要對中國挑起戰事，中法間的戰爭必然會爆發。

　　光緒九年（1883年），陳寶琛再次提醒清政府：主張在越南問題上必須以強硬的態度堅決抵制法國的擴張野心。正是因為“越南淪”，中國西南邊疆將無安全可言，所以陳寶琛認為，“與其俟剝膚切近，籌邊防海左絀右支，何如乘黑旗之士氣猶張，阮氏之人心未去，舉義師以平其難，執條約以定其盟”。所謂“舉義師”，很明顯是包含著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主戰觀。針對“和”與“戰”的激烈論爭，陳寶琛認為，越南的存亡是決定和戰問題的關鍵，“越南未失，則戰易而和亦易，越南若失，則和難而戰更難”，頗有見地。中法戰爭迫在眉睫，陳寶琛認為，法國畏懼久戰，需要靠速決戰求勝，卻無力維持對峙戰的長期消耗。顯然，陳寶琛的分析是比較客觀的。

　　中法越南交涉時期和中法戰爭中，陳寶琛對解決沖突問題的主導思想是主戰，《陳越南兵事折》里所提出的“謀粵督”、“集水師”、“重陸路”三策，可以說是構成他日后軍事方面整體謀略的基調。

　　外交思想

　　中法戰爭期間，陳寶琛針對清政府的外交明確提出了“聯與國”主張。他認為：“德、法、仇也，法豈須臾忘德哉？俄有釁，德無援，法始敢稱兵于越耳。法得越且復強，恐亦非德之利也。故中國欲拒法，則必聯德。”于是建議：“應密令使德大臣乘間說諸德之君相，曲與聯絡。一面促造德廠鐵船，多購毛瑟槍炮。時與德之官商往來款洽，以動法疑。德誠忌法而與我交固，足陰為我助，即不能得其要領，但令法軍心存顧忌，亦足分其勢而擾其謀。”

　　陳寶琛的所謂“聯與國”，指出了兩點：（1）應當充分注意到德國與法國之間的矛盾，如果法國因占據越南強大起來，這是德國所最擔心的，因此德國勢必同中國聯合，暗中援助中國以遏制法國；（2）在外交上廣泛造成中國與德國關系密切的輿論，即使中國與德國實際上未能聯合，也使法國產生很大的疑慮，不能集中精力對付中國。陳寶琛對“中國欲拒法，則必聯德”的分析及其主張，說明他已經注意到在外交中要利用矛盾。

　　盡管陳寶琛“聯德拒法”的以夷制夷外交手段并未在實際中得以實施，但它畢竟反映出，陳寶琛的這一靈活外交策略，是存在著可行性，以及有其現實意義的。

　　現代教育

　　1895年，福州永泰鄉賢力鈞利用開辦銀元局的贏利，創辦了蒼霞精舍。1897年又增加日文科，稱“東文學堂”，聘請陳寶琛任董事兼總理。戊戌變法后，福建各地紛紛提出興辦中、小學堂，可新式教育的教員特別缺乏。當時的閩浙總督同陳寶琛協商，欲將“東文學堂”擴充為官立全閩師范學堂，全力培養新式教育的師資力量，以解燃眉之急。陳寶琛慨然應允，并出任學堂監督（校長）。此學堂也是全國最早創辦的師范學校之一。陳寶琛為學堂親自題寫校訓：“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并且，還撰寫了一篇語重心長的《開學告誡文》，頗像以后的《師范生守則》，成為全閩師范學堂培養學生的準繩。全閩師范學堂在1903年至1909年，共培養畢業生700人，其中大部分成了福建中小學教師的骨干，民國25年7月，合并福州、建甌等師范學校為福建省立師范學校。民國27年3月，省立師范學校內遷至永安，民國31年改稱為省立永安師范。新中國成立后由人民政府接管。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永安師范學校一度停止招生。1971年11月，福建省革命委員會決定在原永安師范學校的基礎上復辦三明地區師范學校，2004年5月18日，教育部批復福建省人民政府同意三明高等專科學校升格為三明學院。

　　1905年，陳寶琛又出任福建高等學堂監督，深感學務繁忙、力不從心。于是，他邀集省城士紳座談，倡議成立全閩教育商榷機構，大家一致贊成。當年11月，閩省學會（此乃福建教育總會的前身）宣告成立，陳寶琛被公推為會長。學會成立后，由于眾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八閩大地掀起了興辦小學堂的小高潮。至1909年陳寶琛晉京官復原職（再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福州城鄉已興辦公立、私立小學校30余所，新式教育蔚然成風。其間陳寶琛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實在功不可沒。

　　更難能可貴的是，陳寶琛還開明大度地支持夫人王眉壽興辦女子新式教育。1906年，王眉壽創辦“女子師范傳習所”，自任監督；1907年，女子職業學堂問世，王眉壽兼任監督；1909年，兩校合并為“女子師范學堂”，監督一職還是非王眉壽莫屬。可以說，倘若沒有陳寶琛的全力支持，福建新式女子教育的立足與發展是難以想像的。民心自有一桿秤。陳寶琛對于福建現代教育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后人對他有口皆碑也是順理成章。

　　早年時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陳寶琛出生于福建閩縣螺洲，他的曾祖父陳若霖官至刑部尚書。陳家在唐末從河南固始南遷福建，明洪武年間定居螺江，人稱“螺洲陳”，下傳到這一代已十九世。陳家在明嘉靖十一年六世祖陳淮第一個成為進士，從此先代常有人由科舉而進入仕途。從陳若霖起，開始顯達，陳寶琛更是位居太傅。陳若霖之后，五代都有人中進士、舉人，綜計明清兩代，陳家中進士二十一名，中舉人一百一十名。

　　同治七年（1868年），陳寶琛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陳寶琛兄弟六人，他的胞弟陳寶瑨和陳寶璐中進士，陳寶琛的三個胞弟陳寶琦、陳寶瑨、陳寶璜等也皆舉人出身，時稱“六子科甲”，顯耀榕垣。

　　光緒元年（1875年），陳寶琛被提拔為翰林侍讀，與學士張佩綸、通政使黃體芳、侍郎寶廷等四人好論時政，合稱“清流四諫”。

　　維護主權

　　光緒四年（1878年），清廷派完顏崇厚出使俄國。崇厚貪生怕死，擅自簽訂不平等條約。陳寶琛失聲痛哭，指出國家不能失去主權，堅決主張“誅崇厚，毀俄約”。他在此后提出的

　　東三省官員應該滿漢兼用等建議無疑都是很有遠見的。光緒五年（1879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九城，陳寶琛力主收復。

　　光緒六年（1880年），任武英殿提調官。慈禧身邊的太監與清宮午門護軍爭毆，慈禧偏袒肇事的太監，下旨嚴懲守職的護軍，陳寶琛上奏力諫，終于使慈禧收回成命，這件“庚辰午門案”一時轟動朝野。翌年，授翰林院侍講學士，纂修《穆宗本紀》。光緒八年（1882年）任江西學政，重修白鹿洞書院。光緒九年（1883年），因為奉旨校對《穆宗毅皇帝圣訓》而議敘，以示獎勵，被授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當時，法國侵犯中國屬國越南，陳寶琛與清流派領袖張佩綸力薦唐炯、徐廷旭擔任軍職。

　　光緒十年（1884年），陳寶琛上書光緒帝想要招募兵勇并參考西方的練兵方法訓練，條陳籌餉、選將、練兵、簡器四件大事，主張通過變化練兵的辦法達到強兵的目的，要根據實際情況任用人才，通過籌餉的方式讓練兵的事變得持久長遠。之后光緒帝提拔陳寶琛會辦南洋的事宜。后來因為他推薦的唐炯、徐廷旭兵敗受到牽連，吏部商議將他降五級處分。

　　閑居福州

　　光緒十一年（1885年），陳寶琛應臺灣巡撫劉銘傳之邀赴臺。陳寶琛返回福建后，修葺先祖的賜書樓，并且修建滄趣樓。自此，他閉門讀書、賦詩、寫字。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陳寶琛任鰲峰書院山長，以大量培養人才，推廣教育為目標，曾倡導設立東文學堂、師范學堂、政法學堂、商業學堂。主持高等學堂的時候，陳寶琛派遣法、政、商、工、農等科的學生前去日本留學。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陳寶琛任福建鐵路總辦，主持修筑漳廈鐵路，陳寶琛又出任福建高等學堂監督，深感學務繁忙、力不從心。于是，他邀集省城士紳座談，倡議成立全閩教育商榷機構，大家一致贊成。當年十一月，閩省學會（此乃福建教育總會的前身）宣告成立，陳寶琛被公推為會長。學會成立后，由于眾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八閩大地掀起了興辦小學堂的小高潮。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陳寶琛的主持下創立全閩師范學堂（今福建師范大學）。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溥儀登基后，陳寶琛首發為“戊戌六君子”昭雪之議，奏請降旨褒揚。他為溥儀皇帝授讀三年，備受恩寵。

　　末代帝師

　　宣統元年（1909年），陳寶琛奉召入京，擔任禮學館總纂大臣。宣統三年（1911年），陳寶琛在毓慶宮行走，任宣統帝溥儀的老師，賜紫禁城騎馬。繼任漢軍副都統、弼德院顧問大臣。

　　民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后仍追隨溥儀。命修《德宗實錄》。民國初年，陳寶琛仍留戀故宮里的遜清小朝廷，表現出他深受傳統忠君報恩思想的影響。民國二年（1913年），命陳寶琛主修《德宗實錄》。

　　民國十年（1921年），修成《德宗本紀》，授太傅。民國十二年（1923年），引薦鄭孝胥入宮。民國十三年（1924年）十月，溥儀被逐出故宮時，溥儀見到陳寶琛，放聲大哭說：“我無顏見祖宗啊！”陳寶琛忙勸慰道：“皇上切莫悲傷，自古以來哪有不滅亡的朝代呢？而我大清到了今日地步，并非是因為失德而被篡位，皇上也不是亡國之君。皇上年紀尚輕，且博學多識，將來理應成為民國之總統。那時，不是可以告慰列祖列宗了。”

　　晚年逝世

　　民國十四年（1925年），溥儀至天津，陳寶琛亦移居天津隨侍。民國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溥儀被日本侵略者誘至東北充當偽滿傀儡，次年跟蹤而去，竭力主張復辟大清帝國，反對溥儀出任日本操縱的偽滿蒙共和國總統，與溥儀、鄭孝胥意見不一，他勸說：“貿然從事，只怕去時容易回時難。”盡管被溥儀認為“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他仍不顧風燭殘年，冒死赴東北勸諫，差點被日本關東軍囚禁。他郁郁返回天津。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87歲，歸葬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