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去病（1874—1933），曾叱咤辛亥革命時期，在那風云變幻的年代，與柳亞子等先創南社，繼而追隨孫中山先生，曾任孫中山北伐大本營宣傳主任，廣東護法軍政府參議院秘書長等職。孫中山先生親切地譽他為“十年袍澤，患難同嘗”。

易名明志
　　陳去病出生時，父親先他5個月前去世，他成了遺腹子。母親倪節孝君人稱倪太夫人，生他時住在蘇州婁門平江路慶林橋旁的旅社內，請當地有名的接生婆接產，陳去病的乳名就用橋名命之，為陳慶林。出生數天后，倪太夫人抱他回到同里陳宅大院。倪大夫人是元末著名畫家倪云林的后裔，知書達理，陳慶林5歲時，母親便親授他文字，史冊經文取經用宏，給陳去病幼稚的心靈里扎下了揚善憎惡的基因，孫中山先生也譽倪太夫人為“女之師表”，并為她的墓碑親撰碑文，以表彰她培養了一個有志革命的杰出男兒。

　　陳去病15歲時，倪太夫人感到自己的知識根底已無法滿足如饑似渴的兒子需求了，為了更好地培養兒子，她親自送兒子拜長洲（今吳中區）大儒諸杏廬學古文詩詞，打下了很好的文學基礎，一直到21歲學成回同里。

　　童年時期的陳去病聰穎過人，但性情急躁，負氣慷慨。母親便以大蘇氏能忍之，為他取字佩忍，要他一生以忍讓為本，平安度日。可面對那風起云涌動蕩不定的年代，叫他如何“忍讓”。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第二年腐敗怯懦的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弱冠之年的陳去病親眼目睹“商埠”之地的蘇州，蒙恥受辱。外國侵略者橫行無忌，為非作歹肆意掠奪。國家危難，財匱力盡，民不聊生，激起陳去病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他遂和同鄉金松岑等在同里創辦了“雪恥學會”。“雪恥學會”的創立，使家鄉有志青年常常聚集一堂共議經邦緯國大事。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陳去病和雪恥學會的青年在家鄉積極進行革舊維新的愛國宣傳，但是戊戌政變很快失敗了。1900年，八國聯軍鐵蹄踐踏中華大好河山，次年簽訂了《辛丑條約》；1900年，沙俄武裝搶占我東北三省，遲遲不肯撤兵。所有這一切都使陳去病等青年人感到忍無可忍。

　　1902年，陳去病和金松岑一起到上海參加蔡元培等先生發起的進步教育團體——“中國教育會”。回來后在同里、常熟、松陵等地建立了支部。上海之行使陳去病大開眼界。當時看到不少愛國青年紛紛出洋留學，尋求救國救民之路，1903年的新年里，30歲的陳去病告別了中國教育會的同仁，只身赴日考察。

　　初到日本，這個小小鄰國各方面的發展．令陳去病驚嘆不已。明治維新以后，日本新興的君主立憲制與腐敗保守的清政府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他從梅田驛坐火車去東京，一路隧道重重，巧奪天工之感由然而生，但是陳去病的心情快樂不起來，做一個弱國弱民的悒郁辛酸沉重地壓抑著他。

　　3月12日，陳去病和十一個中國留學生一起去參觀大阪博覽會，其中臺灣館展出了幾具木偶，有的穿戴翎頂補服，有的小腳盛裝，有的披麻戴孝，有的伸手行乞。館中設有茶座，招待員一律是拖著辮子的臺灣男人或小腳女人，這種展覽，對中華民族帶有明顯的侮辱意圖。更有甚者，在臺灣館中日方把福建產品也展示其中，這無疑是明目張膽地表示福建也在日本的勢力范圍之內。看了以后，陳去病及其同伴都異常憤慨，一行人找到博覽會的清政府官員及日本主辦人員，義正詞嚴地提出交涉。理屈詞窮的日本方面，面對凜然正氣的陳去病等人，不得不將福建產品移出博覽會。

　　博覽會事件給陳去病留下了終身難忘的感受。

　　又一日，東京突然遭到暴風雨襲擊，頃刻間，天昏地暗、雷電交夾：雨停后，睛曦普照，格外光明。陳去病倚樓而望，從雨后佳境中突然悟到一道理，不經暴風雨洗禮，不會有雨后特有的清新。同樣道理，腐朽的制度不經摧枯拉朽的破壞，不會有輝煌的新成就。他旋即提筆作下《東京雨后寓樓倚望》詩，內中寫道：“大凡物腐敗，敗必多棄遺。……拉雜摧燒之，循是一變置，輝煌乃合宜。”表露了他革新思想的一個新躍進。

　　接著，陳去病倡議組織吳江游學會，并建議在吳江當地組織游學公會，募集款項，資助愛國青年出國，培植有志之士。他在給同里支部的信中寫道：“警警警！白禍燃眉鹿走鋌。醒醒醒!龐然巨獅勿高枕。奮奮奮!偉大國民莫長病。興興興!舍身救國為犧牲。”信剛寫完，就傳來—則消息：廣西巡撫王之春為鎮壓革命會黨，準備向法國借兵借款，答應事平之后，將以全省的電線權鐵道權與礦產權送與法人作交易。

　　第二天，陳去病參加了東京中國留學生召開的五百人“拒法大會”。

　　又隔數日，非法霸占我東三省的沙俄不僅拒不撤兵，而且變本加厲提出新的侵略要求。留日學生義憤填膺，又在東京召開“拒俄大會”。陳去病和一批留學生紛紛表示要組成義勇隊，親赴東北前線，和侵略軍決一死戰，奪回我大好河山。

　　正當陳去病和一批熱血青年積極操練之際。日本警察出面干涉。迫不得已，組織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為使這個新生的組織得以生存發展，陳去病在自己并不寬裕的生活費中解囊資助，情愿自己節衣縮食。但是反革命的清政府已經完全淪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以“名為拒俄，實則革命”為由，強行解散這個組織。這就使愛國留學生們徹底看清了清政府朽木難雕的本質，紛紛用尖銳的筆剖析清朝統治者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反革命政策，陳去病在由他主編的留日學生《江蘇》第四期上，發表了“滿清王氣今已無，君不革命非丈夫”的有力鼓動。

　　陳去病在日本時很想謁見仰慕已久的孫中山先生，但不久孫中山先生離開日本去了東南亞，失之交臂。但在日期間陳去病卻結識了黃興等革命黨人，為日后孫中山在上海召見他作了充分準備。此時陳去病的思想上產生了一個飛躍，決心擔當起推翻已經“病人膏肓”、“無藥可救”的清王朝統治者的重任。為了實現這個愿望，他將母親賜給他的一直沿用下來的原名陳慶林改為陳去病，表示要以西漢名將霍去病為榜樣，肩負天下興亡之責。

宣傳革命
　　1903年中國教育會改為愛國女學。這年的夏秋間，陳去病回到上海，任愛國女學教師。這是蔡元培先生創辦的一所學堂。任教者大都是革命黨人，內地志土也常以此為聯絡機構。

　　1903年10月28日，沙俄軍隊強行占領我國奉天(今沈陽)；1904年2月8日，日本突然襲擊旅順口的俄國艦隊，日俄戰爭爆發。新的事變使拒俄運動再次出現熱潮，但清政府面對日俄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上的爭奪，卻厚著臉皮宣布“中立”。陳去病于2月14日在《俄事警聞》報上發表文章，譴責清政府厚顏無恥的嘴臉，并呼吁：“大盜人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國人民有不為再重奴隸者乎?夫至為再重奴隸，而我中國人民休矣休矣！思求伸而不得，將恢復兮何年？暗暗死囚，沉沉黑獄，我黃帝子孫，尚有重見天日之期乎?”所謂“再重奴隸”指的是清王朝的和帝國主義的奴隸，陳去病在這里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反帝和反清雙重任務。陳去病在愛國女學任課期間，利用課余時間研究明清之際的歷史；編輯《陸沉叢書》，該書原計劃輯錄野史、雜著共10種，但實際上只出版了初集4種，即《建州女直考》、《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忠文殉節記》。他在輯《陸沉叢書初集》題首中寫道：“胡馬嘶風蹀躞來，江花江草盡堪哀。寒潮欲上凄還咽，殘月孤明冷似灰，誓死肯從窮發國，舍身齊上斷頭臺，如今揮淚搜遺跡，野史零星土一抔。”明末清兵南下時，在揚州等地野蠻殘酷地屠殺了大批漢族人民，陳去病的《陸沉叢書》忠實地記載了這段充滿腥風血雨的歷史，因而成為當時流行的反清讀物。

　　不久《俄事警聞》改為《警鐘日報》，1904年6月下旬，陳去病任上海《警鐘日報》主筆，有題《警鐘日報》一首詩表達他當時的心情：“鑄得洪鐘著力撞，鼓聲遙應黑龍江。何當警徹雄師夢，景命重新此舊邦?”他希望通過自己的革命宣傳，激起同胞們的愛國熱忱，寄寓自己振興祖國之大志。不久，又編寫了一本《清秘史》，包括《滿州世系圖》、《二百四十年間中國舊族不服滿人表》等內容。當然在現代人看來，書中有很濃的狹隘種族敵視情緒，但是它將“興中會首領孫文謀起兵于廣州”列入大事年表，可說是首創。

　　陳去病在編輯《警鐘日報》期間，一個偶然機會，觀看了京劇《瓜種蘭因》,該劇根據《波蘭衰亡史》改編，寫波蘭戰敗求和，割地賠款，名為外國史事，實際上處處影射清朝政府。他對該戲大為欣賞，并結識了京劇名演員汪笑儂，把《瓜種蘭因》的劇本在《警鐘日報》上連載，過后為之出版小冊子。不久他又看了汪笑儂主演的清初名劇《桃花扇》，時間雖然過去了二百多年，但是孔尚任所描寫的南明興亡史引起了陳去病強烈的共鳴。汪笑儂的藝術實踐使陳去病認識到，戲劇是一種有力的宣傳工具。1904年8月21日，陳去病在報上發表論文《論戲劇之有益》，文章分析了戲劇藝術的感染力及其宣傳教育上的直觀性，論述了革命戲劇的重要作用。其中指出：“舉凡士庶工商，舊逮婦孺不識字之眾，茍一窺睹乎其情狀，接觸乎其笑啼哀樂，離合悲歡，則務不情為之動，心為之移，悠悠油然，以發其感慨悲憤之思而不自知”。“此其奏效之捷，必有過于勞心焦思，孜孜砣砣以作《革命軍》、《駁康書》、《黃帝魂》、《落花夢》、《自由血》者殆千萬倍”。希望革命黨人深入梨園，與戲劇藝人結合，編演宣傳革命思想的新戲。1904年10月初發起出版刊物《二十世紀大舞臺》，該刊分圖畫、論著、傳記、傳奇、班本、小說、叢譚、詼諧、文苑、歌謠、批評、紀事等欄。第一期中的《安樂窩》一劇，規定以女丑扮演慈禧太后，尖銳地譴責她窮奢極欲，不管民間死活，不顧國家淪亡；還有一副為還在執政的慈禧太后寫的壽聯諷刺說：“今日幸頤園，明日幸南海，何時再幸古長安？億兆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臺灣，而今又割東三省，四萬里封圻日蹙，欣逢圣壽祝疆無。”當時西太后正在慶祝七十壽辰，發表這樣的作品有很大的風險，陳去病無疑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了。他又先后發表了很有影響的作品《告女優》、《南唐伶工楊花飛別傳》、《日本大運動家名優宮崎寅藏傳》、《舞臺掌故》、《軒渠志》及新排時事壯劇《金谷香》等。《金谷香》寫不久前上海發生的一則新聞：罷職官僚王之春到滬活動，勾結俄國軍官和領事，有所圖謀；安徽人萬福華在金谷香萊館槍擊王之春，但未成被逮，劇中萬福華唱：“罵一聲，王之春，你好無賴，私下里，和外邦，暗地安排。全不想，我中國，連遭顛沛，都為那，俄羅斯，種下禍胎。還有那眾奸臣，私將國賣，因此上，眾外邦，兵艦齊來。到如今，東三省，連年受害。”該劇從萬福華被捕到《金谷香》發表，不過幾十天。它反映了陳去病力圖使戲劇迅速為革命服務的熱情。二十世紀初的上海，新戲一度頗為活躍，陳去病是一位積極倡導者。梁啟超是最早重視戲劇創作的，1905年前后發表了幾個劇本。但是從理論上闡述戲劇對社會的教育作用，提出改革戲劇、宣傳革命的主張，應當首推陳去病，他是近代中國主張戲劇改革的第一人。

　　《警鐘日報》和《二十世紀大舞臺》相繼被封，因和購槍械謀起事涉嫌，事發遭緝。陳去病潛至蘇州女學任教，又遭緝，后避到鎮江承志中學任教。這一時期，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搜集、整理明末文人和抗清志士的著作上。明末吳江有個抗清英雄吳易，1645年起兵抗清，以太湖為根據地，幾次大敗清兵。1646年被捕，英勇不屈，在杭州草橋門被凌遲處死。1905年夏天，陳去病得到他的遺稿，為之整理成集，定名為《吳長興伯遺集》。吳江還有位文人志士叫吳炎，明亡后遁跡湖州山中，組織驚隱詩社，成員有顧炎武、歸莊等近百人，影響很大；1663年，因受明史案牽連，在杭州弼教坊被清政府凌遲。陳去病收集了他的作品，也為他整理成集，定名為《吳赤溟先生遺集》。之后陳去病又完成了兩部著作，《煩惱絲》敘述清初漢族人民抗拒剪發蓄辮的史實；另一部為《五石脂》，敘述東南志士的抗清逸事，兼錄詩文。

　　1907年，陳去病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后，開始編著《明遺民錄》。這是一部大型傳記總集，凡例規定，入清后“有隱居不仕，長為農夫以沒世者，皆為搜羅，入之錄中；其或曾叨一第及身受一職者，如候朝宗之倫，雖文學彬彬，亦概所屏斥。”全書以地理區劃為綱，原計劃很大，但實際上只發表了直隸、山東、山西三省的40多個人物，講述了明清之際出現的大量義勇之士，在反對清朝統治者的斗爭中英勇頑強，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可貴品格。表彰故人，借以鼓勵新人，為發展中的反帝反清民主革命推波助瀾。

成立南社
　　革命的組織，是進行革命活動的根本保證。陳去病對明末清初的歷史研究頗深，因此，在反清革命斗爭中他很自然地效法明末東林黨、幾社、復社的傳統做法，廣結文社義社，并傾注了自己一腔的熱血。

　　1906年，陳去病在徽州府中學任歷史教員，路過蕪湖時，遇見《警鐘日報》時的老戰友劉師培，經他介紹，加人中國同盟會。不久陳去病在徽州府中學與后來成為繪畫大師的黃濱虹一起組織了一個革命團體，取名黃社，表明以繼承明末進步思想家黃宗羲的學風和文風，盟詞：“遵梨洲之旨，取新學以明理，憂國家而為文。”

　　陳去病是鑒湖女俠秋瑾的同志和戰友。1906年，秋瑾在上海籌款創辦《中國女報》時，陳去病曾給予資助。1907年夏天，秋瑾在紹興遇難，浙皖起義失敗。這是東南一帶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所組織的第一次起義，引起巨大的社會震動。陳去病在上海聽到消息后萬分悲痛，他積極籌備在上海開秋瑾追悼會，1908年正月建神交社，陳去病應紹興府校之聘，路經杭州，與秋瑾盟姐徐自華冒雪去紹興，運秋瑾靈柩至杭，安葬在西冷橋堍。接著，陳去病與徐自華在鳳林寺秘密舉行秋瑾烈土的追悼會，他慷慨激昂地登臺演講，沉痛悼念秋瑾女俠，激烈地鼓動反清革命。又與徐自華等共結秋社，以紀念秋瑾。

　　1908年，陳去病前往紹興任教。秋瑾生前在紹興辦過大通學堂，培養了一批革命力量，秋瑾犧牲后，紹興革命黨人呈無組織狀態。陳去病通過學生宋琳，將大通同學聯絡起來，組織了一個革命團體，名叫匡社，宗旨是繼承秋瑾遺志，匡復中華。這期間。陳去病把自己寫的贊頌秋瑾的文章作為課文教授學生，遭到地方反動勢力的忌恨，差一點遭暗算，幸賴于紹興進步學生相助，方才免禍。這一年夏天，陳去病離開紹興去杭州，籌劃六月初六秋瑾忌日組織同志、親友進行祭奠活動。陳去病已經起草了祭文，但是消息走漏了，清政府偵騎四出。在這樣的情況下，已聚集到杭州的秋社同志和其他革命黨人，只得分散隱蔽。清廷下令捕緝陳去病和徐自華、吳芝瑛等。徐自華、吳芝瑛避禍上海；時汕頭《中華新報》老友來邀，陳去病接受同志建議，準備去南方暫避。臨行前，他回到同里安排家 事，同時去黎里向柳亞子告別，兩人感慨時事，十分投機地暢談了兩日。陳去病臨別時贈詩一首：“梨花林里叩重門，握手相看淚滿痕。故國崎嶇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茫茫宙合將安適，耿耿心期只爾論。此去壯圖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

　　1908年8月，陳去病經海路抵達廣東汕頭，參加《中華新報》的編輯工作。他在報上大力宣傳革命，使這張報紙成為革命黨人在嶺南的一個重要宣傳陣地。10月美國軍艦抵達廈門，便去廈門采訪。他登上鼓浪嶼，果然看到了連成鵝鸛陣形的外國軍艦正在祖國領海上耀武揚威，不勝感慨。此后連續幾天，陳去病乘坐小艇，出沒海上，以鍛煉自己適應水上活動的能力。他雖然是個書生，但他有投入戎馬生涯與侵略者決一死戰的意向。陳去病回到汕頭不久，就得到了光緒和慈禧病重去世的消息，他覺得這是個機會，應該立即組織起義，便去香港和革命黨人會商。他找到了《中國日報》社這個同盟會的大本營，其中不少從廣東、云南來的同志，人人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這使他非常振奮。但他剛回到汕頭，就得到徐自華的電報，說浙江巡撫勒令毀平秋瑾墓。陳去病立即北上，企圖挽救，但是已經來不及了。秋瑾墓已經被毀，靈柩也被迫先移紹興，后遷至湖南長沙(夫家)。直到1912年初，孫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后，陳去病受徐自華囑，親赴湖南，迎柩歸葬，這是后話。

　　1909年春，陳去病本當想返回廣東繼續編輯《中華新報》，不幸患腿疾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同時，更感結社之迫切，于是，這年的8月，他出院到蘇州張公館擔任家庭教師，借以加速籌辦社事。11月，他和柳亞子、高旭共同發起了“以抗北庭”為宗旨的反清文學團體——南社，在虎丘舉行首次雅集，宣告正式成立。南社“集中了當時的時代歌手”，以詩文鼓吹革命，掌握了中國南部幾乎所有的報刊雜志，它從一成立就越出了東林、復社之志業，“宣傳革命，與同盟會相犄角”。因此被稱為“革命宣傳部”，陳去病在南社中實際上充當盟主地位。許多反清志士大都是南社社員，如柳亞子、黃興、宋教仁、陳其美、于右任、葉楚傖、邵力子等。“巢南坐鎮蘇州，以及時雨宋公明的資格，指揮一切”，陳去病是功不可沒的。

　　1911年初，陳去病又到杭州浙江高等學堂任教，在那里，他介紹了原紹興府中學堂學生宋琳入南社。并支持宋琳在原紹興匡社的基礎上組織越社，魯迅、范愛農等均為社員。在《越社敘》中，陳去病號召革命黨人以人定勝天的堅定信念，百折不回地從危難中拯救祖國。

辛亥前后
　　陳去病在斗爭中逐漸認識到，所結各社包括同盟會已經不能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必須要建立一個政黨來領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4日，上海光復。兩天后，蘇州獨立。在中國歷史上維持了260多年統治的滿清王朝已顯土崩瓦解之勢。革命形勢飛速地發展，令陳去病欣喜若狂。他與張默君女士等應蘇州都督府邀請，籌辦《大漢報》，社址設在滄浪亭之可園。他在發刊詞中大聲疾呼：“革命哉!革命哉!二十世紀之中國，真我黃帝子孫發揚蹈歷之時日哉！而吾蘇(蘇州)之民誠蘇(蘇醒)矣。”字里行間，洋溢著一個反清革命志士看到辛亥革命爆發、滿清王朝覆滅時無限欣喜和自豪的革命激情。隨著革命迅速發展，陳去病反對“南北議和”葬送革命成果。在《大漢報》上連續發表文章，對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面臨的軍事、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許多問題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大漢報》停刊后，陳去病于1912年初去紹興任《越鐸日報》主編，并與魯迅先生一起共事了一小段時間。

　　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導致了辛亥革命很快失敗，竊國大盜袁世凱篡奪了政權，并且陰謀復辟帝制。1913年3月，革命黨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孫中山發動了“二次革命”，在嚴重的挫折面前，陳去病追隨著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同北洋軍閥作不屈的斗爭。黃興在南京宣告獨立，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陳去病前去當他的秘書，黃興的許多討袁檄文都出自陳去病的手筆。1916年袁世凱稱帝，同盟會、光復會在上海的會員于競雄女學(用秋瑾號競雄而命名創辦的學校)商量反袁，決定以武力占領蘇州。當時已在竟雄女學任教的陳去病與徐自華僑裝成母子進香，在蘇臺旅社負責全面指揮。因事先暗中聯絡好的蘇州警察所長突然翻悔，蘇臺旅社被軍警重重包圍，在十分危急的關頭，幸得徐自華急中生智，將旗幟、文件等藏于內衣及裹腿之中，才與陳去病空手從邊門脫險。袁世凱死后，浙江都督呂公望聘陳去病為民政廳秘書。1916年下半年，孫中山先生到紹興、普陀一帶游歷、考察，陳去病全程陪同，孫中山先生在為倪太夫人撰寫墓碑銘時，特別提到了這次情誼：“中華民國五年八月，余再人浙觀虎林山水，遂登會稽探禹穴修秋楔子蘭亭泛娥江而東邁，從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吳江陳子去病與焉……”。1917年，張勛復辟失敗，段祺瑞上臺執政，段把毀滅約法和武力統一作為施政重點。孫中山先生為粉碎段的陰謀，南下廣州，豎起了護法戰爭的旗幟。這年冬天，陳去病在浙東一帶舉兵起義，響應護法。因兵力單薄，被北軍所敗，他幾遭不測，后化妝突圍，轉危為安。此后，陳去病于1918年趕到廣東直接在孫中山先生的手下擔任護法軍政府參議院秘書長。1922年北伐時，他再赴廣東韶關，任孫中山先生北伐大本營宣傳主任。后來陳炯明叛變，派兵圍攻總統府，孫中山先生由衛隊護送上永豐號軍艦避難。陳去病不顧個人安危，在炮火中將重要文件裝入簍子底部，奉孫中山先生之令，先行化妝北上，以策應孫中山北進。

　　孫中山先生逝世后，陳去病見許多老友政見不一，思想漸漸趨于消極，處于矛盾和痛苦彷徨中。晚年，他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表示不滿，拒絕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也陸續辭去了其他黨政職務。1930年，他擔任南京博物館館長，專門從事文史研究，同時他往返于寧、滬、杭等地，在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持志大學等校講授辭賦學。后來“告老回鄉”，把同里一部分舊宅翻建作書館和臥室，題名為“綠玉青瑤之館”。他常上“南園”茶樓喝茶，與鄉親閑聊。大家求他作對聯，寫扇面，他少有不允的，但他酒后好罵人，發泄內心之苦。他雖身居鄉間，對國事仍很關心，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憤慨不已，抨擊之“當今之中華民國當是中華官國……”當時陳去病兼蘇州古物保管委員會主任，辦公室地點就在報恩寺。他有時在蘇州就去報恩寺，與主持來往甚密，并堅持聽經兩個月，尋求超脫。

　　1933年7月，陳去病生日時謝絕了友人為他祝壽，8月中旬，他去蘇州會見老友，一時高興，暢飲而歸，結果食物中毒，時值中秋，腹瀉不止而亡。臨終前寫下“相識滿天下，知已有幾人”。

　　1935年10月，柳亞子等眾人商議他的葬事，決定將他葬于蘇州虎丘冷香閣下。

　　陳去病一生著有《浩歌堂詩鈔》《續鈔》《明末遺民錄》《五石脂》等，還輯刊《吳江縣志》《笠澤詞徵》《松陵文集》《杏廬文鈔》《夏內史集》《百尺樓叢書》等，尚有不少散文散見于清末民初的報章雜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