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乘大轎

　　《清代之竹頭木屑》載，福康安出行時坐轎（故事：清朝武臣，無乘轎之例），需用轎夫三十六名，轎夫們輪流抬轎，轎行如飛。就連出師督陣時，福康安也要坐轎，并給每個轎夫配備良馬四匹，轎夫換班后，就騎馬跟隨。四川總督的轎子也很大，須轎夫十六人，里面有小童兩人，負責裝煙倒茶，并備有冷熱點心百十來種。

　　朱筆點蛙

　　《南亭筆記》載，福康安率兵西征，路過一個僧庵，此時夕陽西下，就宿營此庵了。夜里蛙聲不斷，擾得福康安不能入睡。他大怒而起，命兵弁出去把這些青蛙都趕走。兵弁抓了一只，送給福康安。福見此蛙青翠可愛，就拿朱筆在蛙的腦門上點了一點，然后放生。從那以后，這個地方的青蛙腦門上都有一顆紅點兒，至今猶在。據說，家里養一只這樣的福蛙，可以規避火災，所以當地居民稱之為“福蛙”。

　　公子浪游

　　《水窗春囈》載，四川某地糧臺王啟焜，為福康安提供過無數錢財，是福康安身邊的紅人。有一年元宵節，王啟焜的兒子去蘇州游玩，沒訂到觀燈的船。這王大少乃紈绔子弟，從小沒吃過虧，第二年賭氣預定了所有觀燈船。本地人一艘船都找不到，以為是江海大盜的陰謀，趕緊報官。官府追查后，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將元兇王大少拘捕。正巧福康安從臺灣平叛歸來，知道了這件事。他命人把王大少帶來，問清原委后，令其跪在船頭，大聲責罵，歷數其不端行為，嚇得王大少連連磕頭謝罪。當地官員在旁邊瞅著，也冒了一頭冷汗——原來福康安跟王大少這么熟！他能像訓自己的兒子一樣訓斥王大少，恰證明了一句話：愛之深則責之切。福康安走后，當地官員把王大少從獄中請出來，像伺候爺爺一樣好吃好喝好招待，倒把王大少搞懵了。?

　　無賴冒名

　　昭梿的《嘯亭續錄》載，京城有個叫副天保的無賴潑皮，因與福康安的家奴是鄰居，從平日里家奴的吹噓中了解到了一些福康安的聲勢和排場，以及情狀嗜好，覺得有機可乘，于是召集了數十名不務正業的無賴痞子，打著福康安的牌子旗號，沿途訛詐州縣。為了避免被有見過福康安的地方官員識破，騙子們一路上都稱福大帥偶染小恙，不便見客，所以不見任何人。而沿途州縣的官員也不敢多問，只是爭相行賄，以謀攀附巴結，副天保一行所獲頗豐。騙子隊伍來到湖南辰州，知府清安泰乃是福康安一手舉薦提拔上來的人，如今見恩公到來，當即投上名帖求見。可是副天保一行卻以各種借口百般阻撓，不肯讓清安泰面見福康安。清安泰心下生疑，覺得事情可能有詐，遂強行闖入內室，揭開帳子錦被，發現是副天保扮作福康安躺在床上，于是趕緊招呼隨從進來，把副天保一伙全部抓獲，無一漏網者。事情上報到朝廷，乾隆知道后非常高興，立馬升了清安泰的官。清安泰最后官至浙江巡撫。

　　轎夫驕橫

　　《三異筆談》載，因福康安的軍功顯赫，又深獲乾隆殊寵，氣勢熏灼，他手下的家奴也非常驕橫，所經之處，輒向地方官員索要錢財，并經常滋事擾民。在征西過程中，福康安的轎夫跑到老百姓家里搶東西。當地巡視都司徐斐恰好看到，趕緊上前阻攔，轎夫一把將徐斐從馬上拽下來，劈頭蓋臉一頓猛揍。川北道長官姚一如聽說了這件事，非常氣憤，想到福康安那里告狀。有人對他說，福大人位高權重，向來抓大放小，怎么會關心這些小事呢？你去找他，惹其生氣，反而麻煩；你們按自己的方式處理了，也沒什么事！

　　姚一如一聽，也對，就令人把轎夫抓起來。轎夫不知大禍臨頭，仍然肆意咆哮。姚一如先用棍子敲打了他一頓，又抽了他四十個耳光，拎起來一看，轎夫被打死了。消息傳到福康安那里，福康安并沒有生氣。其他轎夫兔死狐悲，不依不饒，竟然集體罷工。畢竟宰相門前七品官，福康安為安慰這幫轎夫，給他們挽回點面子，撤掉了了姚一如的成都知府。

　　引領時尚

　　《嘯亭雜錄》載，福康安好穿深絳色服飾，人言之為福色，因為“福”字，一語雙關，都愿有“福”，所以民間也爭效其色，都要做件“福色”袍子穿，以 借福音。

　　福康安一生征戰南北，戎馬倥傯，參與了四次鎮壓各地民變，是朝廷足資依靠的軍事重臣。乾隆三十七年（1771年），任鑲黃旗滿洲副都統，以領隊大臣參加大小金川之戰，歷時五年，率兵逾溝攀崖，冒雨雪出擊，協同諸軍攻克宜喜、勒烏圍、噶爾崖等要隘寨堡。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金川平，升正白旗滿洲都統。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相繼任吉林將軍、盛京將軍、云貴總督，改四川總督兼署成都將軍。

　　乾隆四十九（1784年）年，福康安跟從將軍阿桂率兵鎮壓甘肅回民田五起義，與參贊大臣海蘭察會兵伏擊，俘獲義軍首領張文慶。進封嘉勇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被命為將軍，偕海蘭察督兵赴臺灣鎮壓林爽文起義，俘首領林爽文、莊大田。臺灣平，進一等嘉勇公。次年（1788年），遷督閩浙。后又移督兩廣，以私運木材罪奪職留任。

　　乾隆五十六年（1790年），受命籌劃集師抗擊進攻西藏的廓爾喀（今尼泊爾）軍。次年（1791年）二月，授大將軍銜，率師出青海，行40日至前藏。會諸路兵萬余人，以分路進攻、伏擊等戰法連敗廓爾喀軍，收復要隘濟嚨等被占藏地。繼督兵追擊，深入廓境，六戰皆捷，迫廓爾喀言和。被授武英殿大學士。班師后，奉命籌議西藏善后章程（即后來《欽定西藏章程》之藍本）。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康安統兵數萬鎮壓湘黔石柳鄧與吳八月起義。

　　早年經歷

　　福康安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戶部尚書米思翰的曾孫，察哈爾總管李榮保的孫子，經略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第三子，乾隆帝嫡后孝賢皇后的侄子。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福康安承襲云騎尉，授三等侍衛，命在乾清門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擢二等侍衛，命在御前行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擢一等侍衛。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授戶部右侍郎、鑲籃旗蒙古副都統。

　　平定金川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再次為亂，阿爾泰與桂林都調度無方，乾隆帝派福隆安赴前線審訊桂林，以阿桂接替。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福康安任職戶部侍郎，不久改滿洲鑲黃旗副都統，受命趕赴四川軍中任平叛將領。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月，當阿桂攻打當噶爾拉山時，福康安持印而至，于是阿桂留福康安輔佐領兵作戰。乾隆三十九（1774年）二月，清軍攻喇穆喇穆，福康安督兵攻克西各碉堡，又與領隊海蘭察合軍，乘勝攻下羅博瓦山，并北攻得斯東寨。一天夜晚，土司之兵乘雪霧迷蒙，夜色籠罩，偷偷登山，襲擊副將軍常祿保駐扎營地，福康安聽到告急槍聲，立即督兵赴援，擊退了土司的進攻，受到乾隆帝嘉許。五月，駐扎在山麓上的土司又借著雨天的掩護，筑起兩座碉堡，福康安率八百士卒，夜間冒雨攻打碉堡，入碉中襲殺數人后摧毀碉。乾隆嘉許他“壯軍威、破賊膽”的行為，特旨褒獎。

　　乾隆四十年（1775年）四月，乾隆帝鑒定福康安為西路得力之人，赴宜作戰尤為出力，授為內大臣。五月，福康安克榮噶爾博山，進至第七峰，又賞嘉勇巴圖魯號，以后即以“嘉勇”二字為封爵佳號，重疊使用。福康安逐一克服多種碉壘營寨，到八月中秋夜，清軍分兵自西北攻入勒烏圍（今四川金川縣內）土司營寨，索諾木逃走。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俘獲索諾木及家人．大小金川平定，清朝在此建懋功廳。

　　平定大小金川之后，清廷論功行賞，封福康安為三等嘉勇男。福康安原襲之云騎尉，由兄長福隆安二子豐紳果爾敏襲。西征軍返京日，乾隆帝親往京城南郊行郊勞禮，賜給福康安御用鞍轡馬一匹，御紫光閣飲晏，賜給緞十二端，白銀五百兩，并于紫光閣繪像，列前五十名功臣中。于是由戶部右侍郎轉為左侍郎。同年四月，擢為鑲白旗蒙古都統，七月，賞戴雙眼花翎。九月，再調正白旗滿洲都統，十月，賜紫禁城騎馬。

　　總領一方

　　由于福康安在大小金川之役中與士卒艱苦作戰，克敵制勝，初步展示了他的軍事才能，得到了重視武功的乾隆帝的賞識，于是一再提拔使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福康安被授予吉林將軍之職，次年調任盛京將軍。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被授為云貴總督，成為總領一方軍政的封疆大吏。在云貴期間，福康安主張銅廠立法宜詳，用人尤要應實，提出在云南多開采銅礦，使銅的產量增加，受到朝廷嘉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八月，福康安又調任四川總督兼署成都將軍。川陜之地向來為清朝視作軍事重地，十分重視其總督及巡撫的人選，一般均以滿洲重臣充任，福康安任為川督后，受命嚴緝“咽匪”。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福康安奏蜀中“匪徒”已戢。八月，福康安即擢為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次年命來京署工部尚書，五月，又授為總管鑾儀衛大臣、閱兵大臣、總管健銳營事務。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福康安再擢而為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福康安因其軍功，受到乾隆的寵信和重用，不斷加官晉職，成為聲名顯赫的朝廷重臣。

　　平定民變

　　甘肅的回族事件繼發于撒拉族民變之后，由田五等人團結固原州、通渭一帶回民，在甘肅通渭北六十里的石峰堡修筑營寨，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在鹽茶廳小山地方起事，并向西北進軍，但攻靖遠、會寧不下，田五又于作戰中死亡，遂折向東南，與通渭的回民一道攻通渭城。西安副都統明善率軍與回軍交戰，清軍陷入埋伏圈，全軍千余人均覆沒，明善亦斃命。在緊急形勢之下，清廷急忙重瓤組織兵力，命福康安帶欽差大臣關防，馳驛以赴甘肅鎮壓民變，并授參贊大臣，會同將軍阿桂共同任事，又任命福康安為陜甘總督。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六月，福康安統兵赴隆德，進攻靜寧底店，斬殺數千，攻破石峰堡，生擒張文慶等。福康安因此晉封為嘉勇侯。鑒于甘肅一帶回民習武成風，而從文應試者很少，福康安為朝廷的長治久安考慮，上奏皇帝，提出“教導回民”的善后事務，清朝在循化廳設學校，以資訓迪，得到乾隆帝的贊許，學校之設，在福康安是為了馴化民眾，利于統治，而對邊遠地區的文化教育之事必定會產生實際效用。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七月，福康安轉為戶部尚書，第二年又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福康安受到乾隆帝倚重，并被授予了相當重要的權力。

　　轉戰臺灣

　　在甘肅發生回民事件以后，東南的臺灣又爆發了林爽文起義，以天地會的教義相號召，形成了強大的勢力。起義者在林爽文領導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與清軍展開激戰，連克數縣。清廷命閩浙總督常青為將軍前往臺灣府鎮壓民變，兩相接觸，農民軍處在主動地位，聲勢更加浩大，連常青所駐府城也處于包圍之中。由于常青鎮壓不力，乾隆又在五十二年（1787年）七月改派福康安為將軍，與參贊大臣海蘭察同赴臺灣作戰。十一月，福康安一行渡鹿仔港（今臺灣彰化西南鹿港），登岸后，由新埤進兵，以主力進攻包圍諸羅縣城的農民軍，雙方交戰至侖仔頂，農民軍從竹圍中出而抵御，福康安令軍隊原地不動，自領巴圖魯侍衛沖入起義軍中，起義軍不幸戰敗。諸羅一戰，福康安以扭轉戰局、解除城圍。同年十二月，清軍繼續對起義軍進行圍剿，福康安又統兵由內山搜至打鐵寮諸社，分兵堵截海口及各要隘。終于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在老衙崎俘獲林爽文。

　　前次諸羅被包圍時，福州將軍恒瑞在鹽水港（今臺灣臺南縣西北鹽水鎮）觀望遷延，擁兵不救，請朝廷另派援兵。乾隆知情后遂命福康安彈劾恒瑞，問他妄請添兵，搖惑軍心之罪，但福康安并未問及此事，而且在奏疏中為恒瑞多方開脫，稱他作戰奮勉，仍請將恒瑞留于軍營。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乾隆帝嚴厲責備福康安袒護親戚，本想從重治罪，但因平定林爽文有功，從寬免其深究，只傳旨嚴行申飭。林爽文起義失敗以后，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繼續督兵赴南路鎮壓農民軍余部，將農民軍追至臺灣最南端的郎嶠，水陸并發，將南路起義軍首領莊大田俘獲。至此，臺灣的農民軍被全部鎮壓下去。清廷命在臺灣郡城及嘉義縣為他各建生祠塑像，在紫光閣繪二十功臣圖像。當年，福康安即調任閩浙總督。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因越南滋擾廣西邊境，乾隆又將他調任兩廣總督。七月，和珅之弟、巡漕御史和琳參奏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用湖廣糧船私運木材，由此訊得福康安捎信索購一事，乾隆嚴旨令福康安自劾，罰其三年的總督養廉銀，加罰公俸十年，革職留任，但馬上即減免。可見和珅、和琳兄弟與福康安居對立之勢，乾隆帝對此自有處理辦法，使這一文一武之臣都在寵渥之中。

　　驅廓保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爾喀以西藏當局征收貿易稅太重為由，派兵入侵西藏邊境。乾隆五十六年（1790年），廓爾喀又再次興兵，直犯班禪額爾德尼駐錫的日喀則，而駐藏大臣保泰臨陣退縮，竟想把達賴和班禪移至青海。清廷聞報，即派福康安為將軍，與參贊海蘭察、奎林（福康安堂兄）率巴圖魯侍衛入藏，迎擊入侵的廓爾喀。九月二十九日，福康安自京啟程，由山西、青海一路馳驛赴藏。翌年正月初三到達青藏邊界，正月二十日抵拉薩。從西寧至拉薩，全程四千六百里，途中步行六十天。

　　福康安抵藏后，乾隆帝命他迅速出兵作戰，不使廓爾喀軍隊有喘息之機，以盡快收復失地。福康安在各路人馬到齊后，即行進剿。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四月二十七日，福康安由今西藏南部邊境的第哩浪古進兵，五月六日行至擦木附近，福康安乘夜色潛兵進攻，兵分五隊，兩路深入敵寨左右山梁堵截；二十八日，終于攻克防守堅固的碉寨，奪取了擦木。 [11]? 攻下擦木之后，福康安所部軍隊直趨濟嚨。五月十日，福康安分兵出擊，成功地占領濟嚨的廓爾喀軍寨子，收復了濟嚨。至此，清軍廓清了自擦木至濟嚨邊境的廓爾喀軍。

　　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五月十三日，福康安又率軍由濟嚨出發，沿路攻打敵寨，直抵距陽布一百余里的雍雅（今尼泊爾境內）。廓爾喀舉國震驚，因此乞降。福康安至熱索橋以后，以為抵陽布必將“勢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驕滿，擁肩輿揮羽扇以戰”，自比諸葛亮，于是士兵也產生懈怠思想，廓爾喀軍趁機而入，因此清軍也傷亡慘重。廓爾喀國王表示退回在扎什倫布寺劫掠的財物，今后再不侵犯西藏。這次入藏征討廓爾喀的勝利，保證了清朝邊境的安寧和西藏社會的穩定，成功地維護了清朝國家的領土完整。

　　乾隆帝對征廓爾喀之役的主要統帥福康安也倍加贊賞，于是實授為武英殿大學士，加封忠銳嘉勇公，福康安被列為首功之人。在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又將福康安授為領侍衛內大臣，并照王公名下親軍校之例，賞給六品頂帶藍翎三缺，令福康安于其得力家人中，酌量給戴，以示寵異。 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七月，清政府為了加強對西藏地區的管理，命福康安會同八世達賴、七世班禪等西藏宗教首領共同籌議辦理西藏善后事宜，雙方經過會商，共提出一百零二項條款。乾隆五十八（1792年）年正月，經清政府修訂為二十九條，即《欽定藏內善后章程》，改革并充實了多項方針，加強了駐藏大臣的職權和地位。

　　死后哀榮

　　乾隆六十年（1795）二三月間，清政府調遣云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湖廣總督福寧率領七省兵力十余萬人，分路鎮壓。八月，聚集在平隴的起義軍推吳八月為苗王，石柳鄧、石三保為將軍。福康安、和琳采用剿撫并用的措施。九月，吳半生被俘獲。十二月，吳八月被俘。初戰告捷，乾隆帝破格封福康安為貝子，他是第一個宗室之外，活著被封為如此顯爵的人。

　　由于長途跋涉和緊張作戰，福康安病倒在軍中，但他仍繼續督戰，終因積勞成疾，在嘉慶元年（1796年）五月，病逝軍中。同年六月，石三保被誘至坳溪被俘。起義領袖相繼遇害，起義軍開始失利。九月，額勒登保代替先后病死軍中的福康安與和琳為統帥，調集重兵圍攻起義軍，至十二月，起義軍的最后據點石隆寨失陷，石柳鄧戰死于貴魚坡，苗疆至此平定。乾隆帝萬分悲痛，追封福康安為嘉勇郡王，配享太廟，并建立專祠以致祭。不過，后來的嘉慶帝并未像其父親那般褒獎福康安，多次追加譴責他在軍中揮霍無度。嘉慶十三年（1808年）嘉慶帝將福康安兒子由世襲貝勒降為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