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潛邸，文學侍臣

　　李孟自幼力學，博聞強記，通貫經史，善文章，常縱論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有志用世。當時科舉尚未恢復，讀書人謀求官職的主要途徑是擔任吏員，李孟不愿由吏途出仕，于是在家開館教授生徒，來學者甚多，聲名益著，前輩名士大夫如商挺、王博文、劉宣、魏初過漢中，皆與交往。至元十九年，隨父居四川（時李唐當就任四川行省幕職），行省擬辟為掾，辟為晉原縣主簿，皆辭不就。時值權臣阿合馬被殺，主張行漢法的皇太子真金得以真正參決朝政，支持新任中書右丞相和禮霍孫改革阿合馬專權時的弊政，起用儒臣；二十年，刑部尚書崔彧又奏陳時政十八事，中有廣開言路，多選正人，以及博訪耆儒碩望，以重翰林之選等條，被世祖采納，詔命中書省、御史臺商議施行。朝政出現了革新氣象。李孟以為施展其學識才能的時機已到，乃赴京師，受到行中書右丞楊吉丁器重，推薦給真金，召見于東宮，未及擢用而真金死（至元二十二年），楊吉丁延請為家塾師①。翰林諸名公嘗識其才，呈請中書省授以館閣之職，但銓曹卻擬為梓潼縣主簿，不受。二十三年，李唐出任夔府路（治今四川奉節）總管府經歷，孟離京赴夔府省親。二十八年，隨父還居漢中。

　　三十一年，李孟在父親敦促下再次北上求仕，路過關中，時元成宗即位，詔命各省采訪世祖朝政事以備修史，陜西行省留孟參與討論編次，送京進呈。皇太后闊闊真（真金妃）為孫子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已故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之子）選聘名儒為師，李孟被推薦當選。大德三年（1299），海山出鎮漠北。愛育黎拔力八達留京中，孟“日侍講讀”，甚得親信和敬重，召畫工為之畫象，命集賢大學士王颙書其號“秋谷”二大字，親自刻匾并署名其上，旁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為山人李道復制”①。成宗聞孟名，詔授官職，執政者以孟未嘗登門拜謁，沮格不行。成宗晚年疾病纏身，朝政多決于皇后卜魯罕及執政大臣。大德九年六月，立卜魯罕所生皇子德壽為皇太子。十月，出于卜魯罕之謀，遣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答己出居懷州（今河南沁陽）。李孟仍隨侍愛育黎拔力八達，忠勤如故，為他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之理及治天下之法，并引薦人才為其用。于是，更加受到信任，成為心腹謀士。出謀畫策，兩定內難。

　　大德九年十二月，皇太子德壽死。十一年正月初八，成宗病故，一場爭奪皇位的斗爭隨即爆發。自世祖依漢制冊立皇儲，就賦與了皇太子真金一系繼承皇位的正統地位。成宗別無其他嫡嗣，真金長子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書，愿守藩服”，“不謀異心，不圖位次”②，因而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只有答剌麻八剌嫡子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皇后卜魯罕操縱朝政多年，曾謀貶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為了免遭報復并繼續掌權，不愿皇位落入海山兄弟手中，遂與其黨左丞相阿忽臺、平章八都馬辛、中政使怯列等策劃，先實行皇后臨朝稱制，以安西王阿難答（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為輔，掌握主動權，然后擁立阿難答為帝。阿難答與諸王明里鐵木兒已于成宗死前三日至大都，參與謀劃。朝中反對立安西王的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孫為首，他秘密遣使分赴漠北和懷州，向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報告，請他們速回京城。愛育黎拔力八達猶豫未決，李孟進言，先指出安西王圖謀皇位違背了“支子不嗣”的世祖典訓，繼而說以利害，謂形勢危急，而海山遠在萬里，一旦安西王得逞，下詔來召，勢將難以自保。經他啟發，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決計回京，二月十六日至大都。哈剌哈孫守宿東掖門，稱病臥床以抵制皇后內旨，愛育黎拔力八達遣李孟前往與他計議，適逢皇后接連派人來探病，孟假裝醫者，從容上前為哈剌哈孫診脈，瞞過了皇后使者耳目。據《元史·李孟傳》記載，孟從哈剌哈孫處得知安西王即位日期已定，即還報，主張先發制人，盡快采取行動。同列意見不一，有人認為，皇后掌有玉璽，可以調動四衛之士（怯薛），安西王侍衛亦多，而殿下（愛育黎拔力八達）侍衛才數十人，恐難成功，不如等兄海山到來再行動。李孟分析說，皇后之黨違棄祖訓，欲立庶子，人心必然疑惑不附，殿下進入內庭，曉以大義（指對宿衛之士），凡明白事理者都將舍彼而聽命于殿下，成功必有把握；如果失去了時機，讓安西王搶先即了位，即使海山來到，他豈肯拱手讓位，必將發生內戰。愛育黎拔力八達命以占卜決之，卜者按照李孟的事先囑咐只言大吉，于是決計舉事。據《武宗紀》、《仁宗紀》及《哈剌哈孫傳》，哈剌哈孫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報皇后已定于三日臨朝稱制的消息，并提出不能等海山到來，“當先事而發”的主張。應該說，后一種記載更具權威性，哈剌哈孫以右丞相兼掌一部分宿衛并守宿宮內，他的主意無疑起著決定性作用。但根據同時代人對李孟“定難”功勛的贊頌，孟運籌定策，不避艱險與嫌疑，在這次政變中確是起了重大作用。傳記所載事實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在他與哈剌哈孫的秘密聯絡中商議了計策，故敢于力主先期舉事。三月二日，愛育黎拔力八達率李孟等侍從、衛士由延春門入宮，哈剌哈孫來迎，立即控制了宮廷，召捕阿忽臺等誅之，囚阿難答、明里帖木兒（后送上都由武宗下令賜死），貶卜魯罕皇后出居東安州。

　　政變一舉成功，愛育黎拔力八達監國，李孟被任為中書參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民情，其處理政務興利除害，悉皆得當；因抑絕僥幸之風引起群小人不滿，仍毫不退縮。然而，隨著政變成功而來的海山兄弟之間的皇位風波，卻使他陷入因窘恐懼。海山居長，又因統軍漠北，手握重兵，論名分和實力，皇位自當優先屬他。但在他還沒有南還之前，愛育黎拔力八達便在朝中諸王、大臣和宿衛軍支持下撲滅政敵，先掌握了皇權，當下就有諸王闊闊出、牙忽都等請愛育黎拔力八達早登帝位，據《元史·仁宗紀》載，他當即推辭，表示無意“覬望神器”，皇位應屬其兄海山。但令人疑惑的是，其母答己卻請陰陽家推算兩子星命以“問所宜立”，“推算”結果兄兇弟吉，即遣內侍以此傳諭海山，意在要他主動退讓而擁立其弟①。可是海山野心勃勃，一聞成宗死訊，其部下大將就提出以武力為后盾來取皇位；三月至和林，迫不及待地召集諸王勛戚大會商議推戴，并向他們頒發賞賜。對母親的勸諭，他極為惱怒，竟指責為“近日任事之臣”的奸謀，并表示皇位志在必得，隨即親率大軍南下。在這種情況下，答己只得慌忙遣使迎請海山南來即位。李孟在這場皇位風波中的態度不明，只是他作為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心腹謀士參與策劃政變，事成后又立即被任命為執政大臣，不能不招致嫌疑。海山對“任事之臣”的指責充滿殺機，無疑使他深感震懼，于是就在海山南來之際提出辭職說：“執政大臣宜出于嗣天子親擢，今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愛育黎拔力八達不準，他竟不告而別，逃到許昌陘山中隱居。五月，海山（武宗）即位，果然就有人告發說：“內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武宗察其誣，不予追究，愛育黎拔力八達也不敢再推薦李孟。避難隱居中，他作有《寄東宮二首》詩（東宮指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即位后立為皇太子，兄弟達成妥協）①，表達了對朝廷政爭險惡的認識：

　　艱危勤扈從，俯仰盡周旋。小試屠龍技，翻成抱虎眠。

　　脫鉤魚縱壑，漏網鳥沖天。萬事眾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顧問，一旦決安危。自合成功去，應慚識事遲。

　　長城何自壞，孤注莫相疑，辟谷求仙者，高明百世師。

　　時隔兩年多，愛育黎拔力八達才在一次內宴上向武宗提起李孟定難之功，遂命尋訪之，遣使召至京，至大三年（1310）正月入見，特授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只是虛銜清職。

　　就在這一年，發生了企圖廢儲另立的風波。武宗濫行賞賜，奢侈無度，以致庫藏空竭，寵信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斂財之臣，立尚書省，任為宰執，授以重權，通過發行至大銀鈔、增加稅課等手段進行搜括。尚書左丞相三寶奴等恃寵專權，懼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通過宦官李邦寧勸武宗另立皇子為皇太子，并以“建儲議急”，亟召右丞相康里脫脫來議，因脫脫反對而作罷①。三寶奴所說：“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當授侄，能保之乎？”可能就是武宗本人的憂慮，此事背后必有武宗與其弟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之間復雜、微妙的權力斗爭和政治路線斗爭。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愛育黎拔力八達立刻罷尚書省，并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將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樂實等處死，隨即任命李孟和太子詹事完澤為中書平章政事以掌政務；三月，以儲君身份，無須通過忽里臺推舉形式直接宣布即位（是為仁宗）。在這段雖隱秘卻十分激烈的斗爭期間，李孟一直居于京中，與愛育黎拔力八達當有接觸，可是關于他的活動竟毫無記載。唯同時人姚燧（武宗時任太子賓客、翰林承旨）稱頌他說，當成宗死后和武宗末年，“洪濟于艱，嘉猷是賴，兩扶青天之紅日”②；張養浩（武宗時任太子文學、中臺監察御史）也明白說他“兩定內難”③。看來，他在保儲和仁宗即位過程中，也曾出謀畫策，起了很大作用。

　　入主中書施行新政

　　李孟當政后，針對當時的弊政之尤甚者進行改革，主要有四項：一、節賞賜，辦法是“復其舊”④，即按原行定例頒給，削其額外增賜和停止濫賜。二、重名爵。大德以來，名爵大濫，封授三公者無數；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擾亂政事。孟奏請削奪濫冒名爵，罷僧道官。三、核太官之濫費。宣徽院掌宮廷飲膳、宴饗及宿衛廩給等事，太府監領左、右藏等內庫，掌其錢物出納，這些內廷機構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濫支情況十分嚴重。李孟提出應予核查。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監：“自今雖一繒之微，不言于朕，毋輒與人。”（《元史·仁宗紀一》）當是施行新政的一環。四、汰宿衛之冗員。元代四宿衛（怯薛）人數累朝增加，同時，由于充當宿衛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徑，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為財政的沉重負擔。仁宗詔命分汰宿衛士，漢人、高麗、南人冒入者還其原籍，當出于李孟之議。這四項改革都觸犯到貴族、近臣的利益，雖蒙古大臣亦不敢議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將有危險而不顧。他還奉命兼領國子監學，親詣國子學課督諸生，整飭學政。建議：“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仁宗采納其議，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紀一》）。并命李孟博選南北才學之士任職翰林。仁宗即位一年就頗多善政，如選用儒臣，重視教育（增國子生額及其廩膳等），整頓機構（至元三十年后新設、升級諸衙門及冗員分別裁、并、降、罷），撙節經費等等。這和李孟多年教學的影響和當政后的輔佐有很大關系。他曾說：“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

　　當政才數月，李孟便請辭平章職，仁宗不允，謂“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至大四年閏七月，加封秦國公，命裝潢其畫像，填金刻匾，摹前賜號及親署，令文臣作序、贊于其下。對一個布衣出身的漢族儒臣來說，可謂備極榮寵。然而，半年后，皇慶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歸葬其父母于上黨，雖仁宗囑其事畢速還，卻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畢）方回京，并堅請辭政務，終于獲準解除平章政事實職，保留原職銜、爵位，留任翰林學士承旨。皇慶二年夏，又繳還秦國公印綬。為什么李孟正當君臣相得之際卻一再請求辭去相職？時人張養浩說是“公自以布衣致此，懼弗克任。”①實際上應有更深一層原因。對李孟的改革，“貴戚近臣惡其不利于已”，只是礙于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對，但朝中還存在著以皇太后答己及其寵臣、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為首的另一強大守舊勢力。他們處處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報了嚴重的財政狀況：“今每歲支鈔六百余萬錠，又土木營繕百余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余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錠，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悉停罷。”指出營繕、賞賜仍為巨大支出。十二月，中書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內降旨除官千余人，其中欺偽，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可見財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干擾（尤以“內降旨”為甚），并不順利；反對新政的貴戚近臣有太后為之奧援，不能不使無“根腳”漢人李孟深感處境艱危。這從他的《偶成》詩（疑作于歸鄉葬親期間）中可以看出：

　　日午山中道，停驂進步難，堿侵苔徑滑，風吹毳袍寒。

　　匡國終無補，全身尚未安。一尊茅店酒，強飲不成歡。

　　皇慶二年十月，仁宗命中書省集議實行科舉，李孟亦預議。十一月，頒《行科舉詔》，定于下一年八月鄉試，又下一年二月會試。當時科舉停辦已久，恢復科舉一事，從世祖初年以來屢次議而不行，直到仁宗時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恥不出此，亦復騰鼓謗議。贊其成者數人耳”①。在這些贊成者中，李孟起了主要作用。他長期執教于潛邸，使仁宗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形成“修身治國，儒道為切”（仁宗語）的思想和重用儒者的施政方針；在與仁宗論用人之道時，他提出了實行科舉的主張：“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后文辭，乃可得其真才以為用。”促使仁宗果斷作出決策。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他被重新任命為中書平章政事；二年春，受命知貢舉，主持了元建國以來的第一次科舉考試，并擔任廷試監試官。在《初科知貢舉》詩中，他得意地寫道：百年場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窺天下士，鰲頭誰占日邊名。寬容極口論時事，衣被終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頭應不負平生。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正一品，原為從一品光祿大夫），勛上柱國，改封韓國公。

　　權奸的掣肘與迫害

　　然而，李孟第三次進入中書后，在政務上似未能有所作為。右丞相鐵木迭兒專權，奏以孟分領錢帛、錢法、刑名。鐵木迭兒怙勢貪虐，孟不附權奸，但亦無力匡正。其《在朝思鄉》詩有“中書三入成何事，畫里相看亦厚顏”句，看來并非謙辭。延祐二年初，御史臺因水旱上奏，議及“宰臣燮理有所未至”，孟即請辭職以“避賢路”①。其后又屢次以衰病不能任事乞解政務。四年七月，仁宗允其請，免去平章政事，復授翰林承旨。孟退居閑職后，日以文史自娛。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已被仁宗罷去相位的鐵木迭兒立即又被太后答己任命為右丞相，重掌大權，大肆迫害曾彈劾過他的大臣；以李孟前在中書共事時不肯附己，乃讒構誣謗，奪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并降職為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不肯附就，即可借以中傷之。孟竟欣然就職，使權奸無從借口。從鐵木迭兒一上臺就把李孟作為迫害的對象來看，他對鐵木迭兒專權也有過抗爭，并非緘默容忍。至治元年（1321）四月，孟病死于大都。時人蒲道原的挽詩中有“事有難為可若何”，“磊落勛庸無復紀，令人憤懣寄哀歌”句②。反映了他晚年的處境和對他遭受迫害的不平。

　　李孟才氣跌宕，落筆縱橫，所作詩傳播甚廣，所進論議、奏章，常自毀其稿。有《秋谷文集》，今佚，唯《元詩選》存其詩若干首，《山右金石錄》有其文一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