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鶴壁19歲男子打車從上海虹橋高鐵站到浦東新區，本與司機私下談好100元，但付費時不小心付成1010元，索要無果，數日后自殺。

7月21日，男子哥哥郭先生告訴九派新聞，出事的是家中最小的弟弟，將滿19歲，第一次來上海，本準備投靠在上海當地打工的堂弟，“但沒想到剛到上海就出了這樣的事情。”

郭先生介紹，3月29日，弟弟原本從上海虹橋高鐵站下車，準備打車到浦東新區寶佳苑小區附近，出站時與一運營車輛司機私自約定了100元的車費，因操作失誤，支付成了1010元，司機收錢后開車離開。弟弟發現后通過微信留言要求退款，司機沒有任何回復。

4月3日晚，哥哥從同伴處得知弟弟有輕生念頭，4日從河南趕赴上海，隨后和家人及警方一同尋找，歷經近6天，最終于9日晚上在蘇州穹窿山發現弟弟遺體，并確認其于4月6日凌晨3點多喝農藥自殺。

郭先生補充，事發到現在，司機從未主動聯系過他們，剛開始跟司機打了一通電話還能打通，后來就再也無法接通。處理完弟弟的后事，郭先生把司機告上法庭，“7月16日開庭，他也沒有到場”。

【1】弟弟曾通過微信支付記錄向司機留言，但未得到回復

郭先生記得，3月29日，弟弟準備去上海投奔在當地工作的堂弟，“他不是第一次出遠門，但是第一次到上海”。從上海虹橋高鐵站下車后，弟弟由于對高鐵站的出站方式并不熟悉，在出站口與一運營車輛司機商量，以100元的價格將其從上海虹橋高鐵站拉到浦東新區寶佳苑小區附近。

據郭先生所述，下車前，弟弟通過微信二維碼掃碼轉賬的方式向司機進行支付。但因操作失誤，向司機支付了1010元。隨后，緩過神的弟弟通過微信支付記錄向司機留言：“你好我這邊付多了，能不能退回來。”但這條消息始終未得到回復。

31日，弟弟在堂弟的陪同下，來到上海市浦東分局楊園派出所報警，但警方只幫忙提供了司機的車牌信息，更多的信息沒法提供。

“這個事出現以后他就沒有去找工作，一直在我堂弟那邊住。”郭先生說，4月3日下午7點多，郭先生從堂弟口中得知，“弟弟不見了”，同時還被告知弟弟有輕生的念頭。但這時弟弟已經聯系不上。

4日一大早，郭先生從河南老家趕往上海，下午4點到了之后就開始尋找。并且向派出所打電話報案，調取監控情況。后來通過各方面查監控得知，弟弟跑到了蘇州。

郭先生稱，此前弟弟曾流轉于蘇州打工。郭先生隨后又在蘇州警方幫助下，排查相關監控，最終在蘇州穹窿山發現弟弟遺體，“有游客主動報案說在山里發現了一個尸體。”

10日，郭先生在殯儀館見到了弟弟，弟弟遺體已有腐爛跡象。聽民警說，找到弟弟時，他的周圍還有一個敵敵畏的瓶子。

郭先生想到，在與弟弟失聯后，他曾在全網搜尋弟弟消息。4月6日上午9時，他收到弟弟同學發來的消息。弟弟在當天凌晨4時許曾向該同學發了兩條均為10秒的語音，語音里，弟弟的聲音很模糊，很難聽懂其在說些什么。直到10日凌晨，郭先生反復聽取錄音發現，弟弟在語音里說，“我喝了半瓶敵敵畏，過幾天再和家里人說吧。”

【2】家屬將司機告上法庭，要求返還多付車費

郭先生介紹，加上弟弟，家里本來有5口人，弟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9月將滿19歲，性格有些內向。父母都50多歲，父親因身體患病已沒有務工，主要靠母親打零工，家庭經濟條件一般。弟弟去世后，父母每天以淚洗面，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

“他原本準備去上海進廠打工，沒想到剛到就出了這個事。”郭先生說。事發之后，他通過律師找到了司機的聯系方式，但是只打通了一次，“我打過去說在什么時候我弟弟多付了點錢，但你多收錢了之后，沒退給我們，導致我弟弟去世了。”郭先生補充，電話那頭始終無人講話，且在郭先生陳述后掛斷了電話。后來該電話再也無法接通。

4月16日，處理完弟弟的一切后事后，郭先生向法院起訴了司機。據郭先生提供的“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傳票”，郭先生以出租汽車運輸合同糾紛向法院提起訴訟，案件于7月16日下午2時在外高橋第二法庭開庭審理。

“7月16日開庭，他沒有到場。也聯系不到他。”郭先生無奈地說，“我現在主要訴求就是想見到這個司機，然后讓他跟我們道歉。”

7月22日，九派新聞從郭先生代理律師李律師處得知，該案件的主要訴訟請求是要求司機返還多付的車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