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詩人William Blake曾有一首名詩，名曰：Love’s secret。有好事者將朱光潛和李敖兩位先生的譯本置于一起，并引李敖自評曰：“比朱稍勝”。 朱先生與李先生翻譯的最大區別是前者異化直譯，而后者歸化意譯。其實，直譯和意譯的問題自古以來就是一對矛盾，既對立又統一，沒有高下之分。

下面先是原詩：

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

Love that never told can be;

For the gentle wind doth move

Silently, invisibly

I told my love, I told my love,

I told her all my heart,

Trembling, cold, in ghastly fears,

Ah! She did depart;

Soon after she was gone from me,

A traveler came by,

Silently, invisibly;

He took her with a sigh.

中文里有句俗語“真愛無言”，與此詩中的意思頗為相近。

朱光潛先生的譯文是：

切莫告訴你的愛情，愛情是永遠不可以告訴的，因為她像微風一樣，不做聲不做氣地吹著。

我曾經把我的愛情告訴二又告訴，我把一切都披肝瀝膽地告訴愛人了。打著寒顫，聳頭發地苦訴，然而她終于離我而去了!

她離我去了，不多時一個過客來了。 不做聲不做氣地，只微嘆一聲，便把她帶去了。

而李敖的譯文則是：

君莫訴衷情，衷情不能訴。微風拂面來，寂寂如重霧。

我曾訴衷情，萬語皆煙樹。惶恐心難安，伊人莫我顧。

伊人離我后，行者方過路。無言只太息，雙雙無尋處。

李敖對前一譯文的評價是：“達意有余，詩意不足。” 任何評價都有特定的立場和視角。李評也不例外。他所謂的“詩意”是中文的詩意，但并不一定是英文的詩意。有的時候，歸化的翻譯讀起來固然是舒服，符合本民族的審美觀，但卻未必能最貼近地體現出原詩中的異國味道。

很明顯，朱先生的譯文帶有五四時期白話文的風格，雖然看起來有點“啰嗦”，但卻有一種特別的味道。最近讀臺大齊邦媛先生的回憶錄《巨流河》，其中提到不少朱先生上課和生活的軼事。朱光潛在戰時的重慶開設“英詩”課程，講課時常常將英詩中的意境與中文古詩相較。書中還特別提到他竟然在教授華茲華斯的長詩 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的時候，因念到最后兩行時感情激動，竟而“取下了眼鏡，眼淚流下雙頰，突然把書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這樣的描述讓人相信他對于英國的詩歌是有很深刻的體認的，因此他的翻譯不能簡單地以“啰嗦”或缺少詩意視之。《巨流河》里還提到另外一則軼事，讓人相信如果他愿意，他一定也可以用典雅的古文來翻譯Love’s Secret。深秋時節，朱先生的學生去他住的小院看他，見院里秋葉堆積，便打算幫他清掃，誰知他竟然叫住學生說，不要清掃，因為清掃了落葉，就聽不到秋風吹過似的“秋聲”了。這是何等的意境和情懷!

說了這么多，并沒有說李敖的古文譯本不好，只是不同的時代，翻譯家的理念和任務可能都有一點不同。在五四時期，白話文初起，翻譯家們為了推動白話文的發展，一時間興起用白話文的熱潮，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曾接受過良好的古文教育，像魯迅那樣大談特談“直譯”、“硬譯”的人，自身的古文功底是極其好的。他的那首：“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直追古人。然而他們并沒有因為一邊要大力倡導白話文，一邊又用傳統的中國文學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而出現“精神分裂”(這句話送給那些總是覺得筆譯和口譯之間有不可調和矛盾的同學們)。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白話文已經占據了統治地位，而古文則成為少數人的愛好。因此用一點韻文來做詩歌的翻譯，未嘗不有新鮮的感覺和復興中國傳統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