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

譯文：　　對君子講信義，對小人施刑罰。刑罰定成死罪，是罪惡到了頂點，這又是小人中最厲害的了。寧可為了信義而死，不愿茍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這又是君子中特別難以辦到的。當唐太宗貞觀六年的時候，選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釋放了讓他們回家，并約定時間叫他們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用君子難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壞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終于自己回來，竟沒有一個失約的:這是君子難于做到的事，小人卻輕而易舉的做到了。這難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注釋：　　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貞觀六年）。唐太宗是我國歷史上有一定作為的皇帝，他在位年間，國勢強大，社會較安定，史稱“貞觀之治”。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為最重的刑罰。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譯文：　　有人說:“罪大惡極，的確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對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變成君子。因為恩德進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變人們的氣質，所以出現了象這樣的情況。”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正是為了求得這種聲譽啊。這樣看來，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預料他們一定再回來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呢又哪里知道被釋放回來的囚犯，不是預料自動回來一定能夠赦免，所以才再回來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們才再回來，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見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來造成這種聲譽，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義呢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這時已經六年了，還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惡極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卻能使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信義，這又是講不通的理論啊。”

注釋：　　意：估計。賊：用作動詞，竊，私下行動，引申為窺測。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譯文：　　既然這樣，那么怎樣做才好呢？我說:“釋放了回來的，把他們殺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釋放一批，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這是一定不會有的事啊。至于釋放了能夠自動回來再加以赦免，只能夠偶然試一試罷了;如果屢次這樣做，那么殺人犯就都不會死了，這能夠作為天下經常的法律么不能作為經常的法律，難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堯，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據人情，不標新立異來顯示高尚，不違背人情來求取名譽。”

注釋：　　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他們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