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

日光隨意落，河水任情流。

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

不如高枕枕，時取醉消愁。

　　此詩題為贈人，實為敘志詠懷。借“贈程處士”而一吐胸中塊壘，兼引程處士為同調。

　　首二句，先寫“百年”，次寫“萬事”，以“百”、“萬”兩個約數接“擾擾”、“悠悠”，且以表示內在感情的“長”、“悉”相銜接，概括了時間、空間和人事的紛繁，顯示出詩人厭煩塵囂、追求解脫的心理。由于詩人在現實中到處碰壁，郁郁不得志，以致“才高位下，免責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撰墓志》）。因此，他不得不對自己原先以正統儒者自居，以周公、孔子為楷模，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進行深刻反思。反思的結果，使他覺悟到：正是“禮樂”囚禁了“姬旦”，“詩書”縛住了“孔丘”。囚禁、束縛二句，在前兩句的映襯對比下，顯得分外強烈、沉痛。日出日落尚且可以隨意自然，洋洋河水尚且可以任情東流，不必說是人了。自然是不必要既受禮樂的束縛，又受人事的拘牽，在憂生嗟世中作徒然的努力了。“日光”、“河水”一聯，詩人以自然的景象與不自由的自我進行對比，至“禮樂”、“詩書”一聯發而為憤激語。詩人決心皈依自然，過清靜無為的生活。而皈依自然，歸隱田廬，不僅永遠做不了圣人，還必須放棄一整套與正統儒家思想相關聯的處世準則。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確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來對抗社會，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這種新的價值取向就是睡與醉。

　　“不如高枕上，時取醉消愁。”睡，代表不以世事為念的生活；醉，意味著對社會的消極反抗。這也就是詩人在《田家三首》《醉后》《過酒家五首》中所說的：“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疏”、“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史載王績嗜酒，為六合縣丞，即因嗜酒被劾去職。《全唐詩》今存王績詩一卷，多繞酒氣。不僅是里多次出現“酒”和“醉”等字眼，其詩題中亦多“酒”字。雖篇篇有酒，但無一醉語。就這首詩而論，表現出的，不僅有他所企慕的阮籍、陶潛的蕭疏曠達之風，而且以自然的語言，遒健的氣概，滌凈初唐排偶板滯之習，與他著名的《野望》諸詩一起，透露出唐詩未來的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