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縱目望去，黃河漸行漸遠，好像奔流在繚繞的白云中間，就在黃河上游的萬仞高山之中，一座孤城玉門關聳峙在那里，顯得孤峭冷寂。

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楊柳曲去埋怨春光遲遲不來呢，原來玉門關一帶春風是吹不到的啊！

突厥首領來到中原求和親，北望自己的領土，看到了邊界以北的拂云堆神祠，回想昔日曾經多次在此殺馬登臺祭祀，然后興兵犯唐，頗有幾分躊躇滿志。

但現在唐朝天子神武超絕，不肯與突厥和親，此次中原之行只好無功而返。

注釋

涼州詞：又名《出塞》。為當時流行的一首曲子《涼州》配的唱詞。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詞》載有《涼州歌》，并引《樂苑》云：“《涼州》，宮調曲，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涼州，屬唐隴右道，治所在姑臧縣（今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

遠上：遠遠向西望去。黃河遠上：遠望黃河的源頭。“河”一作“沙”，“遠”一作“直”。

孤城：指孤零零的戍邊的城堡。仞：古代的長度單位，一仞相當于七尺或八尺（約等于213厘米或264cm厘米）。

羌笛：古羌族主要分布在甘、青、川一帶。羌笛是羌族樂器，屬橫吹式管樂。何須：何必。楊柳：《折楊柳》曲。古詩文中常以楊柳喻送別情事。《詩經·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北朝樂府《鼓角橫吹曲》有《折楊柳枝》，歌詞曰：“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

度：吹到過。玉門關：漢武帝置，因西域輸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北小方盤城，是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六朝時關址東移至今安西雙塔堡附近。

單于：古代對匈奴君長的稱呼，此指突厥首領。拂云堆：祠廟名，在今內蒙古五原。

來：語助詞，無義。

春風：某種溫暖關懷或某種人間春意春象

其一

　　據唐人薛用弱《集異記》記載：開元（唐玄宗年號，公元713—741年）間，王之渙與高適、王昌齡到旗亭飲酒，遇梨園伶人唱曲宴樂，三人便私下約定以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詩篇的情形定詩名高下。王昌齡的詩被唱了兩首，高適也有一首詩被唱到，王之渙接連落空。輪到諸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演唱了，她所唱則為“黃河遠上白云間”。王之渙甚為得意。這就是著名的“旗亭畫壁”故事。此事未必實有。但表明王之渙這首詩在當時已成為廣為傳唱的名篇。

　　詩的前兩句描繪了西北邊地廣漠壯闊的風光。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遠眺望黃河的特殊感受，描繪出“黃河遠上白云間”的動人畫面：洶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黃河竟象一條絲帶迤邐飛上云端。寫得真是神思飛躍，氣象開闊。詩人的另一名句“黃河入海流”，其觀察角度與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雖也寫觀望上游，但視線運動卻又由遠及近，與此句不同。“黃河入海流”和“黃河之水天上來”，同是著意渲染黃河一瀉千里的氣派，表現的是動態美。而“黃河遠上白云間”，方向與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遠流長的閑遠儀態，表現的是一種靜態美。同時展示了邊地廣漠壯闊的風光，不愧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萬仞山”出現了塞上孤城，這是此詩主要意象之一，屬于“畫卷”的主體部分。“黃河遠上白云間”是它遠大的背景，“萬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遠川高山的反襯下，益見此城地勢險要、處境孤危。“一片”是唐詩習用語詞，往往與“孤”連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這里相當于“一座”，而在詞采上多一層“單薄”的意思。這樣一座漠北孤城，當然不是居民點，而是戌邊的堡壘，同時暗示讀者詩中有征夫在。“孤城”作為古典詩歌語匯，具有特定涵義。它往往與離人愁緒聯結在一起，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杜甫《秋興》）、“遙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王維《送韋評事》）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為下兩句進一步刻劃征夫的心理作好了準備。

　　詩起于寫山川的雄闊蒼涼，承以戌守者處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轉，引入羌笛之聲。羌笛所奏乃《折楊柳》曲調，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離愁了。此句系化用樂府《橫吹曲辭?·折楊柳歌辭》“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的詩意。折柳贈別的風習在唐時最盛。“楊柳”與離別有更直接的關系。所以，人們不但見了楊柳會引起別愁，連聽到《折楊柳》的笛曲也會觸動離恨。而“羌笛”句不說“聞折柳”卻說“怨楊柳”，造語尤妙。這就避免直接用曲調名，化板為活，且能引發更多的聯想，深化詩意。玉門關外，春風不度，楊柳不青，離人想要折一枝楊柳寄情也不能，這就比折柳送別更為難堪。征人懷著這種心情聽曲，似乎笛聲也在“怨楊柳”，流露的怨情是強烈的，而以“何須怨”的寬解語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尋味。這第三句以問語轉出了如此濃郁的詩意，末句“春風不度玉門關”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門關”一語入詩也與征人離思有關。《后漢書·班超傳》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門關。”所以末句正寫邊地苦寒，含蓄著無限的鄉思離情。如果把這首《涼州詞》與中唐以后的某些邊塞詩（如張喬《河湟舊卒》）加以比較，就會發現，此詩雖極寫戌邊者不得還鄉的怨情，但寫得悲壯蒼涼，沒有衰颯頹唐的情調，表現出盛唐詩人廣闊的心胸。即使寫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壯，悲涼而慷慨。“何須怨”三字不僅見其藝術手法的委婉蘊藉，也可看到當時邊防將士在鄉愁難禁時，也意識到衛國戌邊責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寬解。也許正因為《涼州詞》情調悲而不失其壯，所以能成為“唐音”的典型代表。

其二

　　這首詩反映了唐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關系，詩中牽涉到唐?玄宗?對待突厥問題的一些歷史事件。開元（唐玄宗年號，713—741）年間，突厥首領小殺曾乞與玄宗為子，玄宗許之。又欲娶公主，玄宗只厚賜而不許和親。后小殺問唐使袁振，袁振說：“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為婚姻？”后小殺遣其大臣頡利發入朝貢獻，頡利發與玄宗射獵，時有兔起于御馬前，玄宗引弓傍射，一發獲之。頡利發下馬捧兔蹈舞曰：“圣人神武超絕，人間無也。”后來玄宗為其設宴，厚賜而遣之，最終不許和親。詩中的后兩句通過突厥首領心理活動的微妙變化贊頌了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說明其威勢足以震懾周邊少數民族，對于他們的無理要求堅決按原則辦事，決不肯對之妥協以求茍安。

　　這首詩，從側面贊頌了唐朝在處理少數民族關系上的有理有節，借突厥首領求和親的失望而回反映了唐朝的強大，充滿了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