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組詩寫于公元410年（晉安帝義熙六年），當時作者46歲。公元408年（義熙四年）六月，陶淵明隱居上京的舊宅失火，暫時以船為家。兩年后移居潯陽南里（今江西九江城外）之南村村舍。《移居二首》當是移居后不久所作。

　　其一

　　第一首寫移居求友的初衷，鄰里過往的快樂。吟味全詩，每四句是一個層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領起，將移居和求友聯系起來，因事見意，重在“樂”字。古人迷信，移居選宅先卜算，問兇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兇險則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諺所云：“非宅是卜，惟鄰是卜。”（《左傳·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兇，而在乎鄰里之善惡。詩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為風水吉利，而為求友共樂。三、四兩句，補足卜居的心情。詩人聽說南村多有本心質素的人，很愿意和他們一同度日，共處晨夕。陶淵明生活在“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感士不遇賦》）的時代，對充滿虛偽、機詐、鉆營、傾軋的社會風氣痛心疾首，卻又無力撥亂反正，只能潔身自好，歸隱田園，躬耕自給。卜居求友，不趨炎附勢，不祈福求顯，唯擇善者為鄰，正是詩人清高情志和內在人格的表現。

　　中間四句：“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寫到如愿移居，是詩意的轉折和深化。茲役，指移居搬家這件事。“弊廬”，破舊的房屋，這里指簡陋的新居。詩人再次表明，說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終于實現的時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著又說，只要有好鄰居，好朋友，房子小一點不要緊，只要能遮蔽一張床一條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寬敞。不求華堂廣廈，唯求鄰里共度晨夕，弊廬雖小，樂在其中，詩人曠達不群的胸襟，物外之樂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對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來，不少有識之士都表現出高遠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東方少數民族地區居住，有人對他說：那地方太簡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為秋風所破，愁苦中仍然熱切呼喚：“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現出憂國憂民的崇高情懷。劉禹錫為陋室作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銘》）其鄙視官場的卑污與腐敗，追求高潔的品德與志趣，在審美氣質上，和陶淵明這首詩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具體描寫得友之樂。鄰曲，即鄰居。在義熙七年（411年）所作《與殷晉安別》詩中，詩人說：“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時鄰。”可知殷晉安（即前所說殷景仁）當時曾與詩人為鄰。詩中所說的友人，多是讀書人，交談的內容自然不同于和農民“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限于農事（見《歸園田居》），而帶著讀書人的特點和愛好。他們一起回憶往事，無拘無束，毫無保留地交心，他們一起欣賞奇文，共同分析疑難的文義，暢游學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詩人創作《移居二首》時，正值四十六、七歲的中年時代。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時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當地認識人生，認識自己，從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讀陶淵明歸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樣，《移居二首》給人的感受是鮮明而強烈的：詩人厭惡黑暗污濁的社會，鄙視丑惡虛偽的官場，但他并不厭棄人生。在對農村田園、親人朋友的真摯愛戀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樂，生命的歸宿，心靈的慰安和休息。高蹈、灑脫而又熱愛人生，戀念人生，獨特而親切的情調，情趣與理趣共輝，陶淵明其人其詩的魅力，首先來自對人生與自然的詩意般的熱愛和把握。

　　陶淵明田園詩的風格向來以樸素平淡、自然真率見稱。這種獨特的風格，正是詩人質性自然的個性的外化。從這首詩來看，所寫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詩人筆下款款寫來，讀者卻感到親切有味。所用的語言，平常如口語，溫和高妙，看似淺顯，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遠。如寫移居如愿以償：“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純然日常口語，直抒人生見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見深曲，映出時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態，矯矯脫俗，高風亮節，如松間白鶴，天際鴻鵠。又如詩人寫和諧坦誠的鄰里友誼，僅以“時時來”出之，可謂筆墨省凈，引人遐想。欣賞奇文，狀以“共”字，分析疑義，狀以“相與”，均是傳神筆墨。如果奇文自賞，疑義自析，也無不可，卻于情味銳減，更無法深化移居之樂的主題。而“共”與“相與”前后相續則熱烈抗言之情態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成為絕妙的詩句，贏得千古讀者的激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評陶淵明《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里。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反復味之，然后知淵明用意……故坐止于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于蓽門之里，則朝市深利吾何趨焉。好味止于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于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要達到這種心境和生活，是要經過長期的思想斗爭和痛苦的人生體驗，才能對人生有睿智的領悟的，正如包孕萬匯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濤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靜。陶詩看似尋常，卻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種特殊的魅力——“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等。讀者讀著這樣的詩句，往昔對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許會在感悟詩意的同時豁然開朗，得到解釋，以坦然曠達的胸懷面對萬花筒般的人生。陶詩淡而有味，外質內秀，似俗實雅的韻致，在《移居》一詩中也得到生動地體現。

　　其二

　　前人評陶，統歸于平淡，又謂“凡作清淡古詩，須有沉至之語，樸實之理，以為文骨，乃可不朽”（施補華《峴傭說詩》）。陶淵明生于玄言詩盛行百年之久的東晉時代，“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乃詩壇風尚，故以理為骨，臻于平淡皆不為難，其可貴處倒在淡而不枯，質而實綺，能在真率曠達的情意中化入淵深樸茂的哲理，從田園耕鑿的憂勤里討出人生天然的樂趣。讀陶詩《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詩以自在之筆寫自得之樂，將日常生活中鄰里過從的瑣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暗承第一首結尾“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而來，篇斷意連，接得巧妙自然。此處以“春秋”二字發端，概括全篇，說明詩中所敘并非“發真趣于偶爾”（謝榛《四溟詩話》），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樂趣。每遇風和日麗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賦詩，一快胸襟，歷來為文人引為風雅勝事。對陶淵明來說，在柴桑火災之后，新遷南村，有此登臨勝地，更覺欣慰自得。登高不僅是在春秋佳日，還必須是在農務暇日，春種秋獲，正是大忙季節，忙里偷閑，登高賦詩，個中趣味決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領略，何況還有同村的“素心人”可與共賞新詩。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興，在此詩中便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這兩句用意頗深卻如不經意道出，雖無一字刻劃景物，而風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賞，詩人之神情超曠，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賦詩之樂以外，更有與鄰人過從招飲之樂：“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這兩句與前事并不連屬，但若作斟酒品詩理解，四句之間又似可承接。過門輒呼，無須士大夫之間拜會邀請的虛禮，態度村野，更覺來往的隨便。大呼小叫，毫不顧忌言談舉止的風度，語氣粗樸，反見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鄰人有酒，特意過門招飲詩人；也可能是詩人有酒招飲鄰人，或鄰人時來串門，恰遇詩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賞新詩。杜甫說：“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杯。”（《客至》）“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丑。”（《遭田父泥飲》）諸般境界，在陶詩這兩句中皆可體味，所以愈覺含蓄不盡。

　　當然，人們也不是終日飲酒游樂，平時各自忙于農務，有閑時聚在一起才覺得興味無窮：“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輒披衣，言笑無厭時。”有酒便互相招飲，有事則各自歸去，在這個小小的南村，人與人的關系非常實在，非常真誠。“各自歸”本來指農忙時各自在家耕作，但又與上句飲酒之事字面相連，句意相屬，給人以酒后散去、自忙農務的印象。這就像前四句一樣，利用句子之間若有若無的連貫，從時間的先后承續以及詩意的內在聯系兩方面，輕巧自如地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瑣事融成了整體。這句既頂住上句招飲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時歸去，閑時相思，相思復又聚首，似與過門相呼意義重復，造成一個回環，“相思則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見的頂針格，強調了這一重復，使筆意由于音節的復沓而更加流暢自如。這種往復不已的章法在漢詩中較常見，如《蘇武詩》、《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疊回環、曲盡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嘆的韻味。陶淵明不用章法的復疊，而僅憑意思的回環形成往復不已的情韻，正是其取法漢人而又富有獨創之處。何況此處還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詩意的深化。過門招飲，僅見其情意的真率，閑時相思，才見其友情的深摯。披衣而起，可見即使已經睡下，也無礙于隨時相招，相見之后，談笑起來沒完沒了，又使詩意更進一層。如果說過門輒呼是從地鄰關系表明詩人與村人的來往無須受虛禮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無厭則表明他們的相聚在時間上也不受俗態的拘束。所以，將詩人與鄰人之間純樸的情誼寫到極至，也就將摒絕虛偽和矯飾的自然之樂傾瀉無余。此際詩情已達高潮，再引出“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的感嘆，便極其自然了。這兩句扣住移居的題目，寫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對上文所述過從之樂的總結。不言“此樂”，而說“此理”，是因為樂中有理，由任情適意的樂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從表面上看，這種快然自足的樂趣所體現的自然之理與東晉一般貴族士大夫的玄學自然觀沒有什么兩樣。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說：“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似乎也可以用來解釋陶淵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與”、“欣于所遇”之樂，其實質內容和表現方式大不相同。東晉士族自恃閥閱高貴，社會地位優越，每日服食養生，清談玄理，宴集聚會所相與之人，都是貴族世家，一時名流；游山玩水所暫得之樂，亦不過是無所事事，自命風雅；他們所寄托的玄理，雖似高深莫測，其實只是空虛放浪的寄生哲學而已。陶淵明的自然觀雖然仍以玄學為外殼，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脫離虛偽污濁的塵網，將田園當作返樸歸真的樂土；他所相與之人是淳樸勤勞的農夫和志趣相投的鄰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樸實明快，是他在親自參加農業勞動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諦。所以，此詩末二句“忽跟農務，以衣食當勤力耕收住，蓋第耽相樂，本易務荒，樂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無弊，而用筆則矯變異常”（張玉谷《古詩賞析》）。結尾點明自然之樂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這是陶淵明自然觀的核心。“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詩人認為人生只有以生產勞動、自營衣食為根本，才能欣賞恬靜的自然風光，享受純真的人間情誼，并從中領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這種主張力耕的“自然有為論”與東晉士族好逸惡勞的“自然無為論”是針鋒相對的，它是陶淵明用小生產者樸素唯物的世界觀批判改造士族玄學的產物。此詩以樂發端，以勤收尾，中間又穿插以農務，雖是以寫樂為主，而終以勘為根本，章法與詩意相得益彰，但見筆力矯變而不見運斧之跡。全篇羅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適意的自然之樂貫串一氣，言情切事，若離若合，起落無跡，斷續無端，文氣暢達自如而用意宛轉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緩而實極天然渾成。

　　由此可見，作詩以理為骨固佳，其尤貴者當善于在情中化理。晉宋之交，玄風大熾，一般詩人都能談理。山水詩中的談玄說理成份多為后人所訾議，而產生于同時的陶淵明田園詩中亦有不少談理之作，卻博得了盛譽。原因就在剛剛脫離玄言詩的山水詩多以自然證理，理贅于辭；而陶詩則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筆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這種從容自然的境界，為后人樹立了很高的藝術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