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春天的東風還不肯吹進東面的城門，我和你們二人已經騎著馬出城去尋找去年我們游玩過的村落了。人就好像秋天的大雁一樣，來去都會有音信痕跡可尋。可是往事就好像春天的一場大夢一樣，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讓我們去江城邊上的酒館，喝上三杯酒家自釀的好酒吧。這里的民風淳樸，鄉間的老人會用飽經滄桑的臉孔上溫暖的笑容來歡迎你的。我們已經約定了，每年春季的時候都要出東門踏青，所以，我的老朋友們啊，你們就不必因為此事擔心掛念了。

注釋

這首詩出自《蘇軾詩集》卷十二。1079年（元豐二年己未），蘇軾四十四歲。由于他一直對當時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持反對態度，在一些詩文中又對新法及因新法而顯赫的“新進”作了譏刺，于是政敵便彈劾他“作為詩文訕謗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憚”。八月十八日，蘇軾在湖州被捕，押至汴京，在御史臺獄中關押四個月后獲釋。這年十二月，蘇軾被貶為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在州中安置，不得簽署公文。他于第二年二月一日到達黃州，寓定惠院。五月二十九日，家人也遷到黃州，于是遷居臨皋亭。1081年（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訪陳慥，潘丙、古耕道、郭遘將他送至女王城東禪院。1082年（元豐五年），蘇軾四十七歲。他于這一年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人出城尋春，為一年前的同一天在女王城所作的詩寫下和詩。1083年（元豐六年）又有和詩。女王城在黃州城東十五里。戰國時期，春申君任楚國宰相，受封淮北十二縣，于是有了“楚王城”的誤稱。

“人似”句：紀昀評：“深警。”有三層意思，一層指前一年之事，前一年之人；二層指這一年之人，前一年之事；三層說人生當重人不重事，事情經過以后就不須提，而人有情有信，且常變常新，所以要重人。

“江城”句：釅，原指味濃，這里指酒的味道醇厚。這一句俱見人情，亦是“道人不惜階前水”之意，平淡有味。

故人，意謂朋友們不用可憐他的貶斥而設法把他內調。

　　作者寫這首詩時，來到黃州已兩年了，烏臺詩案的駭浪已成往事，詩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卻無法擺脫。《初到黃州》就自找樂趣：“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后又自尋精神寄托，手抄《金剛經》，又筑南堂，開墾東坡；得郡守徐猷庇護，訪游近地，與漁樵相處。至黃州后續有新交，詩酒唱和。詩題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黃州朝夕相處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蘇軾去岐亭訪陳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過一首七律。一年過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詩人心境蕩漾。起句是據前一年所感的設想。“東風”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東風”這位信使就先自東門而入；此時，蘇軾卻一點感覺也沒有，他想，恐怕是“東風未肯入東門”吧。至于為什么“未肯入東門”，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記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門”，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搖村”。就在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時節，渴望春意的詩人主動“出郊尋春”了。他是舊地尋春，又是“走馬”而去，所以次句說“走馬還尋去歲村”。

　　接下去不寫尋春所獲，卻宕開一筆，忽出警句：“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紀昀評價說：“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鳥，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動。鴻雁南來北往，即使年年如此從不懈怠，在瞬息萬變的宇宙中也不會留下什么痕跡。人之如候鳥，正在于此，只不過人間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復雜得多；但同樣，人因有感而動，其中一切經歷、一切思緒，也只如春夢一般，時過境遷，了無痕跡。蘇軾之所以有“人似秋鴻，事如春夢”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過烏臺詩案的沉重打擊，又正在貶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戀和煩惱，都強自推向“春夢了無痕”的虛無境地，以解脫失意中難以消除的痛苦。紀昀評所謂“深警”，說的就是此意。這是就三、四兩句本身來說。若就它在全詩中的關合來說，則妙在虛實離即之聞。“人似秋鴻”，實接首聯；“事如春夢”，反照下文。把人生進取、政治抱負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曠達、出郊尋春之舉，于是才有下邊四句所表達的春游之樂。它看似游離，實為全詩的關鍵所在。

　　“江城”指位于長江北岸的黃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溫和的野老蒼顏，既可具體指這次春游的歡聚暢飲，也可概括蘇軾在黃州的生活樂趣。總之，他是以此為樂，甚至要以此為歸宿了。前一年訪故友陳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頭；這一年出郊尋春，又有潘丙、郭遘為伴，酒醺顏面。山水自然之樂，人情樸野之純，完全可以驅除那些煩惱的往事，也完全可以沖淡甚至忘卻他當時的困厄。所以，詩的最后說：“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賦《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見棄，作《招魂》諷諫楚懷王，希望他悔悟，召還屈原（這一說法出自王逸《楚辭章句》，但經后人辨析，其說有誤）；蘇軾在這里借指老朋友們為他的復出奔走。最后兩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黃州過得很好，已和這里的朋友們約定每年作此尋春之游，你們不必為我的處境擔憂，也不必為朝廷召我還京多操心。

　　蘇軾“奮厲有當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但在神宗、哲宗兩朝黨爭中幾經起落，而其“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唯已之是信”（馬永卿《元城語錄》），又從不“俯身從眾，卑論趨時”（《登州謝宣詔赴闕表》），遂使他一生陷于無邊的災難之中。蘇軾對待歷時三十年的災難，總的態度是“隨緣自適”，但各個時期又有不同。剛開始的時候，他赴密州途中說過“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詞）的話，那時還有還朝的愿望。烏臺詩案中他自料必死無疑，誰知未死。而貶去黃州，恍如隔世；經過這一次打擊，“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他在黃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覺“不可勝悔”，“今雖改之，后必復作”，不如“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黃州安國寺記》）再從他在黃州的詩詞文賦和種種活動看，他對起復還朝已失去信心。因此，這首詩的結尾兩句，不是牢騷，不是反語，是一種真情實感。蘇軾在黃州寄情詩書山水，寄情新交故舊，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異于失意文士的消極避世。他的畫像自題詩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澹州。”也不應看作牢騷反話。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時，總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這是他度過一切災難的精神力量。他臨死時對兒子說：“吾生不惡，死必不墜。”人們敬仰他、紀念他，一個原因是他的詩、詞、文、書、畫五藝俱絕，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腸，一種開闊曠達的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