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歲末，陳亮頂風冒雪，跋涉數百里，從浙江永康去到江西上饒探訪多年不見的好友辛棄疾。別后二人曾作《虞美人》同韻詞多首反復贈答。陳亮意猶未盡，不久又用前韻作此詞寄懷辛棄疾。據詞中“卻憶去年風雪”一語，知作于淳熙十六年。

　　上片抒寫別后相思之情。起句“話殺渾閑說！”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蓋隱應辛棄疾答詞中“硬語盤空誰來聽？記當時、只有西窗月”一語，謂去年相敘雖得極論天下大事，然于此“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陳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之時，雖有壯懷長策，亦無從施展，說得再多都只是閑說一場罷了。“不成教、齊民也解，為伊為葛？”緊承前語，補明“話殺渾閑說”的原因。意謂伊尹、諸葛亮那樣的事業，只有在位者才能去做，平民百姓是無法去做的，所以說盡了等于沒說。此言亦對辛棄疾寄詞中稱許陳亮“風流酷似，臥龍諸葛”一語而發。其時陳亮尚為平民百姓，辛棄疾則久被罷黜，故有此慨嘆。恢復之事既不得施行，英雄之人卻日趨衰老，思念及此，更增憂懼，故接下乃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卻憶去年風雪。新著了、幾莖華發。”此言復應辛棄疾答詞中“老大那堪說”及“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數語，其中蘊含著深厚而復雜的感情：既有去年風雪中抵掌談論的歡欣，也有眼前關山阻隔互相思念的痛苦，還有同遭讒沮而早生白發的悲憤。“百世”句用《莊子·齊物論》“萬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及《戰國策·齊策三》“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隨踵而至也”語意，極言相知之難。夫萬世遇之尚如旦暮，則百世遇之自如接踵，而知己之人，豈是接踵可得？是以見其難也。

　　此語言簡意賅，復多曲折，然無板滯晦澀之病，表現出運用典故的高超技巧。“三人月”一語則用李白《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詩句，極言相念之苦。相知如二人者既甚難得，則會少離多自更難堪。此時孤獨之感既不能排遣，憂憤之情又無可傾訴，真是度日如年了。“寫舊恨，向誰瑟”即表現此種不勝惆悵的心情。“瑟”字名詞動化，“向誰瑟”即向誰彈，向誰訴。

　　換頭從離別的愁苦中掙脫出來，轉作雄豪豁達之語：“男兒何用傷離別？”異軍特起，換出新意。接下又推進一層：“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云合。”壯聲英概，躍然紙上。“風從云合”語出《易·乾·九五》：“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本喻同類相從，借喻群英共事。意謂古來英雄豪杰皆建功立業，志在四方，故不須以離別為念。上二語亦隱應辛棄疾寄詞中“佳人重約還輕別”至“此地行人銷骨”諸句，用豪言壯語來安尉朋友，更見情深而意切。“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二句則隱應辛棄疾寄詞中“正目斷、關河路絕”一語，謂友人雖遠隔千里，而情分親厚，便即如終日晤對，于我之本心能善于體察，且抉入深微。“次骨”即至骨。“臥百尺高樓斗絕”一句插入陳登故事，盛贊故人豪氣。“斗絕”即“陡絕”，高下懸殊之意。此句亦應辛棄疾寄詞中“似而今、元龍臭味”一語。《三國志·陳登傳》載：許汜往見陳登（元龍），陳登“無主客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許汜懷忿在心，后來向劉備言及此事，還說陳登無禮。劉備卻反駁他：“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陳亮重提此事，既是對故人的嘉許，也是對此輩的痛斥。“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犁賣劍平家鐵”二句暗承前語，影射求田問舍事，故作消沉以寫其憂憤。意謂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適，自己也打算耕田送老，學《漢書·龔遂傳》中的渤海郡人，把刀劍賣了，換買鋤犁一類平民之家使用的鐵器。所謂“天下適安”，實是“天下茍安”。陳亮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中即曾指出：“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茍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后在《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中又說：“秦檜以和誤國，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矣。”可見此二句感慨極深。卒章“壯士淚，肺肝裂！”總寫滿腔悲恨，聲情更加激越。陳亮是一個忠肝義膽的人，他在《答呂祖謙書》中說到往常念及國事時“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發上沖冠，或拊常大笑”，真乃近乎“狂怪”，故知此語乃其心潮澎湃之實靈。

　　劉熙載《藝概》云：“陳同父與稼軒為友，其人才相若，詞亦相似。”辛、陳之詞皆有雄深悲壯的特色。但辛詞多“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故別見沉郁頓挫；陳詞多“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龍·明詩》），故別見激烈恣肆。此詞則慷慨中有幽郁之致，蒼勁中含凄惋之情，風調更與辛詞接近。所以如此，蓋因當時處境、心緒皆同，又“長歌互答”，深受辛詞影響，故于傷離恨別之中，自然融入憂國哀時之感，而情生辭發，意到筆隨，寫同遭讒擯之憤（開篇二句）則慷慨悲涼，寫共趨衰老之哀（“樽酒”三句）則幽暗沉重，寫兩地相思之苦（“百世”二句）則纏綿悱惻，寫寂寞憂愁之郁（上片歇拍）則凄迷欲絕，寫建功立業之志（換頭二句）則奔放雄豪，寫肝膽相照之情（“千里”二句）則深厚刻摯，寫鄙薄求田問舍（“臥百尺”句）則激越高昂，寫憎惡茍且偷安（“天下”二句）則情辭冷峻，寫報國無門之恨（下片歇拍）則聲淚俱下。如此淋淋漓漓，周而復始，“一轉一深，一深一妙”（《藝概》），真似“風雨云雷交發而并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陳亮《甲辰與朱元晦書》），乃愈覺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其文辭又典麗宏富，平易自然，“本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談巷歌，摶搦義理，劫剝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陳亮《與鄭景元提干書》）如“話殺”、“新著了”、“不成教”、“也解”用民間口語，“百世尋人”用《莊子》、《戰國策》，“三人月”用李白詩，“風從云合”用《易》，“臥百尺高樓”用《三國志》，“買犁賣劍”用《漢書》等等，皆左右逢源，得心應手，復多作疑問、感嘆語氣，益增曲折搖曳之致，故兼具精警奇肆與蘊藉含蓄之美，極富藝術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