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漢族。1983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2004年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教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四川大學、云南大學、廈門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座教授。《新世紀》周刊、財新網專欄作家。

他的作品

基本資料

詳細介紹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于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系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云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并于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志《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于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后，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鐘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之后，憑借一系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后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里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2007年時）。“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摘自《懷堯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