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書云，欲相師。仆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仆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仆來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鬧取怒乎？

　　仆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仆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仆固愿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茍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釆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余以告焉。茍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全文圍繞“取其名而去其實”的中心論點，分為兩大部分展開論述：前平論師道，后半論創作。雖前后側重點不同，但其內在筋脈卻終始一貫，渾灝流轉。

　　開篇即針對韋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師”明確作答，說自己“不敢為人師”。下文連舉兩例，陳述不敢、也不愿為師的理由。其一是韓愈為師之例，其而是孫昌胤行冠禮之例，前者為主，后者為輔，二例共同說明一個問題：流俗不問是非，見怪即吠，倘若獨為眾所不為之事，必然招致厄運。

　　韓愈為師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晉以降，世風日下，人們恥于言師。而韓愈卻不順流俗，收召后學，作《師說》，抗顏為師，結果招致眾人笑罵，被目為狂人，不得不匆匆東行。由此見出為人師者的下場，也見出世風的澆薄。為了更形象地印證世俗的少見多怪及其嚴重危害：“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鬧取怒乎？”這就是說，為師者并無過錯，問題出往那些見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這就不能不令人為之憂懼，并力避“召鬧取怒”。進一步看，“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舉了。更何況作者身為被貶之人，已蒙罪名；謫居九年，病疾不斷；又有什么必要僅為一個為師的名號而自取其辱，讓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邊聒噪，擾亂心境呢？在這里，作者所舉之例、所說之話看似帶著諧謔味道，但其內里實則隱含著無比的悲凄和沉痛，隱含著對韓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對浮薄世風的憤懣。

　　柳宗元之不為師，并非否定師道，實在是因為怕遭世人非議而不愿空擔一個為師的名號。在此后所作《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巾，他曾這樣說道：“仆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學之士到仆門，日或數十人，仆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雖若是，當叫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當年在長安時就已經一方面避師之名，一方面行師之實了。證因為如此，所以下文話題一轉，回到韋中立身上-，非常客氣地表明可以行師之實——“假而以仆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仆固愿悉陳中所得者。”但決不愿擔為師之名“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

　　既然可行師之實，就有必要將自己為文的心得告訴對方。于是，下文開始專力論為文之道。從少年時的“以辭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從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參考的對象，娓娓道來，有條不紊，深刻驚警，啟蒙發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雖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獨立自主性，要將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將之作好，才能有所創新。這就要求為文者既要去除“輕心”、“怠心”、“昏氣”、“矜氣”，避免浮華、松散、雜亂等弊端，又要根據不同情形，或抑或揚，或疏通文氣，或刪繁就簡；與此同時，還要擴大視野，遍覽《尚書》、《詩經》等儒家經典，以及《莊子》、《國語》、《離騷》、《史記》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創作上的經驗，借以磨礪氣勢，暢達條理，縱橫思緒，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義簡潔明凈。這段論文之浯，是作者多年來的創作心得，堪稱一篇精到的創作論，如今和盤托出，以示韋中立，這種做法，不正是老師淳諄教誨弟子的行為么？但作者雖行師之實，仍堅決不要師之名，因而在文章結束處再次告誡對方：“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既回應前文，又一筆點題，曲包余蘊，令人回味無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