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仇，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于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并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后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圣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吁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沖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仇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圣，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又安得親親相仇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駁復仇議》作者柳宗元（773—819），該文是柳宗元在禮部員外郎任上寫的一篇駁論性的奏議，是針對陳子昂的《復仇議狀》而發的，作者認為，陳子昂的《復仇議》中的觀點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進而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徐元慶為父報仇，殺了父親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對于這樣一個案例，陳子昂提出了殺人犯法、應處死罪，而報父仇卻合于禮義、應予表彰的處理意見。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駁了這種觀點，認為這不但賞罰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慶報殺父之仇的行為既合于禮義，又合于法律，應予充分肯定。雖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說明封建主義的禮義和封建主義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敗、冤獄難申的封建社會，仍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全文觀點鮮明，邏輯嚴密，駁論有力。

　　武則天當政時，同州下圭人徐元慶之父徐爽，被下圭縣尉趙師韞殺害。后趙師韞入朝為御史，徐元慶則更姓易名，在驛站之中充當仆役。過了很久，趙師韞恰好住在這個驛舍中，徐元慶便趁機親手殺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對于這個案件，當時朝中有不少人認為徐元慶為父報仇，是孝義剛烈的行為，應赦免他的罪；而陳子昂則認為，按照法律，擅自殺人的要處死。因此，他建議，應當對徐元慶依法論死，然后再對他替父報仇的行為予以表彰，并將此事編入律令。當時，大家都贊同陳子昂的主張。

　　柳宗元的這篇文章，是駁斥陳子昂的主張的。他引經據典，說明這種主張自相矛盾，背禮違法，造成混亂。文章雖然從維護封建的“禮”與“法”的尊嚴出發，調和為親報仇與守法之間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卻側重于說明官吏違法殺人應當受到懲處這個觀點，對人民群眾反抗暴虐官吏的行為客觀上予以支持，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護的社會現實。

　　文章分析透辟，語言精煉而準確。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潔廉悍”的風格。

　　本文屬于議論文中的駁論。作者針對陳子昂在《復仇議》中對徐元慶案件的主張提出了反駁。文章一開始，作者就旗幟鮮明地指出陳子昂的主張是錯誤的。接著，文章從“禮”和“刑”的辯證關系，得出了“蓋圣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的結論。由這個結論很自然地過渡到對陳子昂提出的“誅之而旌其閭”錯誤論點的批駁上。“誅”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時施加在同一個人身上呢？更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經典著作來為自己的觀點作佐證，這就使得本文的論點無懈可擊。

　　本文論點明確，論據翔實，論證手段縝密嚴謹，語言犀利明快，選詞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稱上乘之作，值得我們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