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茍遇知己，不能扶危為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后；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其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馀徐憾矣。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上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日：“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于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于斬衣而死乎？

　　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豫讓在春秋末年曾做過晉貴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趙、魏、韓三家貴族合謀滅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換姓，潛入趙襄子宮中企圖行刺，未遂而被捕獲。釋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辦法改變了容貌和聲音，再一次行刺，結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趙襄子將衣服脫給他，他朝著衣服“三躍而擊之”，然后伏劍自殺。

　　歷來人們都稱贊豫讓是忠義之士。文章作者認為豫讓的行為是不值得稱道的。真正的忠義應該表現在誘導君主“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時以死進諫，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顯然比豫讓的行為高明得多，但立論的目的無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對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評，也是由此而來。

　　戰國時的豫讓因為舍身為主報仇而被視為忠義之士，歷來為人所頌揚。作者做翻案文章，認為身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讓，應該盡到自己勸諫的職責，幫助智伯弭禍于未然。而充當刺客，在智伯因禍亡身后去為他報仇，并不值得稱道，即所謂的小忠小義。

　　史論是比較難寫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評論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頗。本文確實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讓之死，曾被史書渲染為壯舉，“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見《史記·刺客列傳》），司馬遷稱贊他為“名垂后世”的義士。然而方孝孺卻一反舊說，認為他“何足道哉”，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腳。全文的論證中心在于對知己的家主應該采取“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積極的態度，而不應“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后，釣名沽譽，眩世駭俗”。我們認為，他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從智伯的失敗來看，可以說智伯是一個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審時度勢，而只知一意孤行，終于導致敗亡，可稱咎由自取。豫讓在關鍵時刻既不能對他進行開導，而在智伯死后又輕率地以身相殉，實屬不夠明智之舉。作者在這里只是就豫讓之死這一歷史事件進行評說，而不是全盤否定這個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讓和那些厚顏無恥之徒進行了比較，說明他們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這樣就使得作者的持論公允、客觀了。

　　本文在結構上采取了層層深入的寫法。開頭先泛論“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讓。第二段中把豫讓的言行進行了簡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評價。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點，他不但論證了豫讓之死為不足取，而又為其設計了一整套的對智伯進行規勸的方案，可稱周到之至。結尾時又做了一點補充，這就使得全文渾然一體，令人心服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