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于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忭于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于是舉酒于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以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令人覺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寫作喜雨的，在文學史上卻并不多見。因此，蘇軾的這篇散文《喜雨亭記》就顯得十分突出了。當然，如果僅僅是因為前人未寫而自己寫了這一題材，對文學史有所貢獻尚不足為奇。一旦后人接手寫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點文學史的價值而談不到什么藝術的永恒價值了。蘇軾的《喜雨亭記》卻不是這樣，因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有許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許正是這一點，使得后來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讓蘇軾一枝獨秀了吧。

　　文章開始即點明了用“雨”命名的緣由，與“喜”字緊密聯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歷史上的三件事作鋪墊，說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這件喜事來命名，以紀念喜事，或者也有預示將來喜事連連的意思。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為它們與國家的政治都有關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關系。第一件事，相傳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異禾，獻給了成王。成王將禾轉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漢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寶鼎，于是改年號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魯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瞞國伐魯，魯文公派叔孫得臣抗敵，獲勝，并俘獲了國君僑如，于是特自己的兒子命名為僑如。最后這件事，對今人來說，幾乎困惑不解了。為什么將敵人的名稱用作自己兒子的名字？這是頗為值得研究的事情。無論如何，這是作者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鋪墊，有了這一鋪墊，再說事和雨就有記述的道理了。這就像邏輯學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論一樣，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話即好說許多，也容易讓人接受。

　　蘇軾到風翔府任職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鑿池引流，美化環境，但不巧的是當地整整一個月沒有下雨，旱情顯現，災情就會是必然的結果了。大早望云霓，百姓的憂愁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恰好顯示了蘇軾筆墨的巧妙。我們知道，蘇軾在寫《后赤壁賦》的時候，曾經說到自己孤獨閑寂，正好有兩個朋友來了；霜露既降、明月誘人，想酒而樽空，賢妻正好獻上了珍藏多時的美酒；沒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時鮮。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愜人心意。這里也同樣如此。百姓們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結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這種句子，輕淡、簡單，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辭中的語言，但甲骨卜辭中是占問、預測，這里則是如實提供了，所以這種句子讀來是令人心醉的。夠不夠？“百姓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內連降了三場雨，前兩次不足，第三次一連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實在。要說好雨，喜雨，這才真正稱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總令人有細小入微不夠大氣的感覺。這里我們要注意“民以為未足”一句的作用，這一抑、一落，然后產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夠顯示出來。沒有這么一句，當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讀起來就平軟的多了。

　　這場大雨產生的歡快氣氛是可觀的：“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忭于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這是一幅萬民同樂官民同歡的喜慶圖，較之歐陽修的太守和民的歡樂，真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歐陽修的樂并沒有落到實處，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蘇軾這里卻是在如實地寫作了。我們仿佛也同蘇軾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場景之中。唯其如此，蘇軾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順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義。

　　亭名由來有自，講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終奏雅，逐善可陳了。但是蘇軾又在這里做出了好文章，說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說他敢于尋根溯源也好，無論如何，作者在這里表現出了驚人的藝術技巧。作者把筆鋒一轉，以設問的方式，從反面人手來探討喜雨。曲徑通幽，我們試想，也許這是繼續寫此雨的唯一途徑，但蘇軾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蘇軾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說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餓鴻遍野，盜賊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驟至，澤惠我民，又怎么能說不是上天厚待蒼生？加上這么一段，文章就顯得十分充實，豐滿，在對比中更覺得雨之可喜。

　　寫到這里，蘇軾開始筆歌墨舞了，但是也曲盡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還是落在亭上，層層遞進，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勞像畫餅一樣，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虛晃一二，并忙里偷閑找出了一句，讓這些人都一一默然，謙虛地拒絕這一榮耀，多漂亮的話，各路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實實在在地放到主題上去。既然如此，就讓我們以喜雨來為亭子命名吧。一虛一實，一推一進，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作者緊扣一個“雨”字．一個“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現了十五次，有兩次作動詞使用，“喜”、“樂”共出現六次。通篇都貫穿著為雨而喜的喜氣洋洋的氣氛。

　　中國古代，自孟子開始，創天子、官員要有與民同樂，樂民之樂的思想。寫這種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寫得好的不多。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是其一，蘇軾的此篇文章則表現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實、不空。

　　這篇文章在用詞上也有值得注意之處。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為了說明古人有喜事則名物以示不忘，舉了三個例子，三個例子就是三個排比句，借助這種句法，使讀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種說理透徹，充實滿足的感覺。第二段寫大雨之后，百姓的歡樂場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說，也同樣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們喜之不盡，手舞足蹈之時，文字上必須有所變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飭條理來得惹眼引人。二、結尾的用韻。《喜雨亭記》的結尾很有意思，它既照應了開頭，又給人許多的聯想，值得我們注意。蘇軾的哲學思想是儒釋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詩文中，經常出現對大自然發問的句子，以表達他的人生觀和他曠達樂天的情懷。這次大雨之后，感謝誰為好？這里他展開的想象，是從太守到天子，從天子到上天，從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韻，“日”“力”押韻，“功“空”押韻，“冥”“名”押韻，讀之有循環不盡，均成系統的感覺，神完氣足，優雅俊美，然而是虛筆，真正目的則是要歸之其小小的亭宇，這樣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個亭子聯系了起來，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題所在。

　　為什么古代關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卻默默無聞，特別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們的人種退化了，我近來翻閱（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關中地區首當其沖，人口大量向東遷移，先經洛陽，然后到蘇州揚州等運河地區。大家熟知的大文學家范仲淹，祖籍陜西彬縣，但卻是蘇州人。但我們從其文學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陜人后裔的豪邁文風，范仲淹后來也多年在陜從官，報效桑梓。其實在唐末吳縣（今天的蘇州地區）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實不管是從西周之鎬京到東周之洛邑；還是西漢之長安到東漢之洛陽；從隋煬帝遷都洛陽到武則天時期42年居住洛陽，關中地區到洛陽的人口遷移一直是單向的，并又有一次向東南方向遷居。還有明代昆山人顧炎武，曾在華山滯留多年，寫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佳句。寫到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蘇東坡，蘇東坡初仕鳳翔府簽書判官，也就是我的家鄉陜西鳳翔，鳳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經是晚唐人才和貴族的聚居地。蘇東坡初仕鳳翔府簽書判官三年，可以說對他的人生價值關影響至重，正是由于家鄉的純樸民風，和周秦文化發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對其文風產生影響。如果說一個人最難忘記的是自己的初戀，那蘇東坡同樣也忘不了在鳳翔的美好時光，以致后來被貶黃州時，碰到當年的鳳翔游俠少年陳季常，兩人還憶起當年在鳳翔北山縱馬馳騁的場景；還有當年在鳳翔之任上修的“引鳳池”（鳳翔東湖），居然后來在杭州西湖和廣東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記》更是體現了其與民同樂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