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淵流

　　錢載本姓何，先祖為貴四何府君，居海鹽之甘泉鄉(xiāng)，明洪武十四年（1381）以養(yǎng)馬不報遷戍，其子何裕交付一錢府君撫養(yǎng)，遂改姓錢，后遷秀水。為錢載高祖，錢嘉征曾抗擊魏黨，此事錢載有記：“崇禎初，先公侍御以諸生伏闕劾魏黨，疏云：‘讀圣賢書，傳家惟忠孝二字。’”錢嘉征后選授松溪知縣，旋擢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其清廉奉法，不畏權(quán)勢，恪守忠孝的品行對錢載有很大影響。到錢載父輩，家道漸落。錢載父為錢炌。錢載在《誥贈通奉大夫提督山東學(xué)政內(nèi)閣學(xué)士兼禮部侍郎國子監(jiān)生錢府君神道碑銘》對其父有所描寫：“府君之久客京師也，不能以有所合于時，歸而復(fù)應(yīng)庚子（1720）省試，乃決意仕進，以安其貧。所居回溪草堂，秋雨塌老屋數(shù)間，欣然曰：‘隙地數(shù)弓可以種吾菊。’平生心慈口直，面折人過而其人事后相見極歡。早起常遍于同居諸從之廚，還曰‘舉炊矣’。而府君之有無，一以待于我母夫人。草堂破書數(shù)柜，教其子以瀟灑不群，倜儻有遠志。嘗曰：‘不事家人生產(chǎn)，學(xué)者以治生為急，是二說者，宜何從？吾蓋不得而兼之矣。’”

　　求學(xué)生涯

　　康熙五十二年（1713），錢載始至曾叔祖錢綸光家，拜見錢綸光妻陳書，“始見太夫人畫”，陳書“畫尤工，山水、人物、花草皆清迥高秀，力追古作者”。陳書的畫藝給錢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雍正七年（1729）錢載參加鄉(xiāng)試落榜后，始臨摹陳書畫，并自出新意，取得了較高的成就。《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云：“（錢載）工花木蘭竹，得南樓老人（指陳書）傳，以水墨名家著……余藏有墨筆玉蘭大幀，簡淡古雅，不假雕飾。”指出錢載畫法源于陳書，具有“簡淡古雅、不假雕飾”的特點。陳書尤重錢載，曾命載授其孫錢汝鼎、錢汝誠書。

　　錢載七歲時，從舅朱修永送其至章家學(xué)塾讀書，次年轉(zhuǎn)至彭家學(xué)塾，塾師為曹檟。曹檟通五經(jīng)，主理學(xué)。錢載在曹檟的教育下，很早就接觸了理學(xué)。康熙五十七年（1718），載父錢炌自京師歸，親授載學(xué)業(yè)。錢炌深受陸奎勛、朱彝尊的影響：“大夫?qū)W舉業(yè)于陸堂陸先生，講經(jīng)學(xué)于竹垞朱先生。”在錢炌言傳身教下，陸奎勛、朱彝尊思想對錢載有所影響。錢炌還經(jīng)常提及范仲淹置義田以贍族人之事：“康熙戊戌（1718）大夫歸自京師，油燈夜坐，始聞與先夫人愿仿文正范公義田贍族，自后常常言之。”錢載此后亦認識到了添置義田的作用：“前此輪直，既歲收，所入三股均分。歲兇則有米者讓無米者。后此其仍擇賢，兩歲一更。先納國租，后分家米。歲豐，即人多難足，亦米少，必均矣。”設(shè)義田可“納國租”，亦可助無米者，可謂益國益家。雍正五年（1727）錢載拜師桑調(diào)元。桑調(diào)元主理學(xué)的思想對錢載有較大的影響。

　　雍正三年（1725），錢載與朱沛然、陳向中、祝維誥、王又曾定交。其經(jīng)常集會，曾合五家詩鈔為一集曰《南郭新詩》。錢載還與汪孟鋗、汪仲鈖兄弟、萬光泰、朱休度、諸錦、金德瑛等交往，談詩治學(xué)，形成詩歌創(chuàng)作上有共同創(chuàng)作傾向的流派——“秀水派”。

　　仕宦生涯

　　雍正十年（1732），錢載娶同郡安橋張氏為妻。三年后，浙江總督程元章保舉錢載參加來年博學(xué)鴻詞科，次年錢載北上京師應(yīng)試，不中。載為一介書生，無營生能力，家境日窘，為減輕家庭負擔，載曾至德清授課。家庭重擔全落在其母朱夫人身上，因勞累成疾，朱夫人卒于乾隆六年（1741），六年后，父喪。父喪百日，載入京師拜見從叔祖錢陳群，陳群為錢綸光子。不久隨陳群南下至南昌，始識蔣士銓，從此結(jié)下深厚友情。乾隆十四年（1749），載同蔣溥隨駕出塞，歸后介福、嵇璜薦載以經(jīng)學(xué)補教習(xí)。次年，載考取八旗教習(xí)。

　　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載中順天鄉(xiāng)試。八月參加會試，庭對中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年四十五，實屬不易。對此，錢陳群在《喜聞從孫載南宮捷音即次誠兒韻》有言：“琢成楮葉廿年遲，著論韓公伸紙時（自注：今年欽命題即廿年前載中副車題也，與退之《不二過論》題相類）朵殿爭看和氏璧，瓊筵笑插菊花枝。云邊獨鳥終先到，澗底寒松受晚知。華國文章從此大，二廳風(fēng)月屬經(jīng)師。”對錢載中進士前的境況和錢載的才能做了肯定。總的來說，錢載的仕途生涯是比較順利的。乾隆對其比較優(yōu)渥。錢載曾多次充鄉(xiāng)試、會試考官，曾奉命祭告陜西、四川岳瀆及歷代帝王陵。官至禮部侍郎。乾隆四十八年（1783），以原品休致。

　　但是，錢載仕途生涯也時有波折。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錢載祭告陜西、四川岳瀆及歷代帝王陵歸來后，奏考堯陵應(yīng)在平陽，不應(yīng)在濮州。此論一出，引起軒然大波。“經(jīng)大學(xué)士、九卿議駁” 后，錢載依舊堅持上奏，其在《再陳堯陵摺》中言：“切臣遵旨次第查考堯陵，考得平陽之堯陵屬實，濮州之堯陵屬虛。敬謹具摺覆奏。奉旨：大學(xué)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議駁，覆奏奉旨依議，欽此。臣自應(yīng)默息，何敢復(fù)陳。但臣原奏只辨堯陵之有無，并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然即此一事之議，禮教攸關(guān)。臣敬謹再奏……”

　　但錢載的奏折再一次遭到嚴斥：“錢載本系晚達，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究。”并給出了大量理由駁斥錢載之說。錢載本意只是“辨堯陵之有無，并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正如乾隆所斥那樣，“其事只是考古”，那乾隆何以如此大動干戈？因為“乾隆元年，以山東巡撫岳濬奏，自東平改祀濮州”，如果依錢載言，那么說明以前乾隆所祭堯陵為誤，因此錢載此說被斥難免。此為其一；其二，乾隆從維護統(tǒng)治出發(fā)，對于因此事可能引發(fā)的危機作了詳細考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嘵嘵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即如明季諸臣，每因遇事紛呶，盈庭聚訟，假公濟私，始則各成門戶，繼且分樹黨援，以致無益于國政，而國事日非，不可不引為炯戒！”

　　清苦晚年

　　乾隆四十八年（1783），錢載以原品休致。歸田后，錢載生活漸貧，以賣畫為生，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中有記：“丙辰（1736）召試者二百余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錢萚石閣學(xué)，與余兩人耳。庚戌（1790）五月，相訪嘉禾，則已中風(fēng)，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猶能醰醰清談。家徒壁立，賣畫為生，官至二品，屢掌文衡，而清貧如此：真古人哉！”但錢載不以貧為然，寄興山水之間，自得其樂。祭祖立義田，以贍族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卒于鄉(xiāng)，年八十六。